forwarded message: (ST Liao. 8/20/2008) (臺灣國)
1. 自古中國不知台灣在那裏
陳第是第1個來台的中國作家，在公元1603年的「東番記」上他說，台灣人不知祖先從何而來，這顯示了在1603年前，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台灣在那裏。
事實上，台灣人的祖先是高山族，至少在1萬多年前就住在台灣。平埔族是6～7千年前從南洋飄來，和高山族混血，兩大族成為今日台灣人的祖先。平埔族的可能血統有3：第1是冰河時期，去南洋避寒的高山族，和南洋土著混血；第2種是去南洋但未混血的台灣高山族；第3種是南洋土著。
台灣人根本不是中國人。
圖片說明:(由上到下)
第 1 張: 陳第在「東番記」說台灣人不知祖先從何而來的原句。
第 2 張: 早期台灣人的生活
第 3 張: 鄭成功的軍隊裝扮
2. 麻豆社才是陳水扁的故鄉
根據荷蘭的記載，400年前，住在平地的台灣人，一般稱為平埔族，大都住在村落裏，被鄭成功、滿清佔據之後，卑視這些台灣人住的村落，稱之為番社。大一點的村落有5、6百戶，約千多人，像麻豆社，陳水扁的故鄉。小一點的有1、2百戶，像阿猴社，今之屏東市。
這些村落的外圍都種了剌竹做圍牆，圍牆裏面，每戶人家有1、2甲地，種稻和蔬菜，魚和肉則到村外鹿場捕鹿、河裏去捕魚。當時的台灣人生活富裕，不愁吃，所以無需養家畜，也不需要谷倉。圍牆外面住的是一些不喜群居，或是被趕出村外的人。
圖片說明:(由上到下)
第 4 張:早期台灣人耕田圖
第 5 張:早期台灣人蓋屋圖
第 6 張:早期台灣人插秧圖
第 7 張:早期台灣人獲稻圖
第 8 張:早期台灣人登場圖
第 9 張:早期台灣人捕魚圖
第 10,11 張:早期台灣人打獵圖
第 12 張:早期台灣人採檳榔圖
3. 台灣人紅毛、捲髮、扈斗、藍眼珠的由來
公元1624年，荷蘭人從台南的安平上岸，和住在那裏的台灣社平埔族，以及住在赤崁的赤崁社平埔族，以布匹交換土地，蓋了熱蘭遮城，今之安平古堡；也蓋了普羅蘭遮城，在今之赤崁樓。
有了這兩個基地，荷蘭人開始南北擴張，征服了台南、高雄、屏東大部分的平埔族，和少部分的高山族。獻地儀式是，由各社領導人獻上椰苗及檳榔苗，象徵把土地主權交給荷蘭國會。
荷蘭兵兩千多，單身、未婚，和原住民女性接觸頻繁，留下很多荷蘭種，全台各地都有。像，紅毛、捲髮、扈斗、藍眼珠的台灣人，大都屬於這種血統。荷時，西班牙佔領台北、宜蘭地區直至1642年，所以北、宜地區很多人也有西班牙和原住民混血的血統。
第 13 張:荷蘭人軍隊
第 14 張:荷蘭人軍隊操練圖
4. 台灣第1批的假漢人有3萬多
公元1661年4月 ，鄭成功攻入鹿耳門，次年荷蘭投降。鄭氏王朝統治台灣期間，台灣人的人數至少有6、70萬，而閩客總數軍民合計不超過4萬人。有人說鄭氏軍民總數是12萬，那是沒有根據的臆測之辭。
以4萬人統治6、70萬人綽綽有餘，因為台灣人老實而又沒有武力，閩客騙台灣人說是祖先從中國來，台灣人就相信祖先是中國人。台灣人之中，聽話而又把小孩送去讀4書5經的家長免稅。鐵齒不相信祖先是中國人、不聽話者，以武力對付。在威逼利誘之下，至少有12,727戶，約3萬人漢化，成為第1批的假漢人。他們講和佬話，穿著和生活方式全部學習唐山人。
這些鄭氏王朝製造的第1批假漢人，絕大部分來自高雄和台南地區，呈點狀分佈，其他地區也有，但只是漢化而已，當時並未自稱漢人，不過，後來也都變成漢人了。詳細地點如 下：基隆和平島，台北金山、士林、北投，桃園南崁，台中清水，南投竹山，雲林古坑、崙背，嘉義的嘉義、六腳、東石、朴子、鹿草、義竹、太保、民雄、梅山，台南的後壁、新營、下營、柳營、六甲、官田、鹽水、佳里、(麻豆，此時陳水扁所屬的麻豆社還抗拒漢化)、善化、安定、西港、將軍、新化、左鎮、永康、新市、仁德、歸仁、台南市，以及高雄的茄萣、湖內、路竹、阿蓮、田寮一線以南，經永安、梓官、彌陀、岡山、燕巢、橋頭、仁武、大社，到大樹、鳥松、鳳山、大寮、林園、高雄市、林邊、萬丹、竹田，屏東的車城、射寮、網紗
等恆春地區。鄭時正式登入戶籍為漢人者則僅彰化市以南至恆春。
因為漢化種子分佈得這麼廣，怪不得台灣人會迅速變成漢人。
第 15 張:鄭成功像
第 16 張:台灣國地圖
5. 鄭時台灣人開始改漢姓成為唐山子民
中國歷史大都以「台灣人祖先都是隨鄭成功來台」來抹殺台灣歷史。事實上，滿清入台後，因怕漢人作亂，把他們全部趕回中國，之後禁止自由來台，而來台者多屬流動人口，很少在台生根。
驅趕漢人回中國，1684年施琅「諸羅減租賦疏」說得很清楚：「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偽藩，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1688年，「華夷變態」也記載：「以前台灣人口甚為繁盛，漢人民兵有數萬人，自隸清以後，居民年年返回泉州、漳州、廈門等地，現僅有數千漢人居住」。
自稱漢人的台灣人有3萬人，鄭時已改為漢姓成為唐山子民，主要在台南縣市、高雄縣市。漢化但仍稱番的，北從基隆南到恒春都有，分佈很廣。當時光是假漢人就有3萬。此外，從 基隆到恒春，還有不知多少「番」後來也變成漢人。怪不得，到現在還有很多台灣人說，祖先隨鄭成功來台。其實不是隨鄭成功來台，而是被鄭成功滅祖，認賊作父。多數被少數殲滅，不知亡國滅種之痛。
圖片說明: 第 17 張:荷蘭人時期的台南地圖
6. 化生番為熟番，化熟番為漢人
公元1683年滿清佔據台灣，一方面把鄭成功帶來的漢人全部趕回中國，一方面把台灣人漢化。當時，除了鄭時已經漢化的12,727戶的台灣人之外，滿清稱呼所有不投降台灣人為生番，投降滿清者為熟番。因此，有「化生番為熟番，化熟番為漢人」的政策。今日台灣的漢人，絕大多數是「生番」變來的。當然也有一小部分是原住民和閩客的混血種，因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原住民和閩客混血種不多的原因是，來台的閩客大都是單身漢，賺了錢的就回中國，賺不到錢的，只有在台灣當羅漢腳到處流浪，獨身到死沒有後代。
7. 公元1730年雍正8年60多萬集體漢化
公元1730年 ，亦即雍正8年，5月24日南澳總兵許良彬的奏摺說：「台灣番社新舊歸化內附戶口不下貳、參萬社，每社男婦老幼多至壹、貳百人，少亦不外數十眾」。依此奏摺，「貳、參萬社」以最少的「貳萬社」計算；而「每社男婦老幼數十眾」的「數十眾」以最少的30計算，光是歸化的至少有60萬，若連未歸化一起計算，估計應有100萬。在1730年時台灣人就有100萬，270年後的今天，不超過2,000萬才怪。
圖片說明: 第 19 張:滿清雍正皇帝
8. 山腳人為堅不肯漢化者的後代值得尊敬
照這樣算來 ，台灣人應該都是原住民才對，為什麼今天都說是和佬人或客家人？因為，鄭成功時就開始威逼利誘漢化台灣人，滿清更積極，「化生番為熟番，化熟番為漢人」。從1683年到1758年，已漢化成為漢人者就算，尚未成為漢人者，乾隆皇帝下令薙髮、賜漢姓、穿長袍馬褂，強迫成為漢人，不服從者只好移住偏遠地區，躲避政治迫害。所以，今天在台灣各地山腳下的村里，還可以看到不少當年不肯漢化的原住民的子孫，應當向他們致敬。
圖片說明: 第 20 張:已薙髮的台灣人
9. 漢化後編為民是「番民」卻自稱漢人
公元1758年，台灣人的姓氏、外表、生活習慣被強制漢化之後，根據「大清會典」戶口編審附註「回、番(包括西藏及台灣山胞)、黎、猺、夷人等，久經向化者，皆按丁編入民數」這個規定。1777年開始，戶政登記上，台灣人不再被記為「土番」或「社番」，而是「民」，漢人的意思，其實還是「番」。可是台灣人不知道自己的歷史，到今天還以漢人自居。
圖片說明: 第 21 張:滿清乾隆皇帝(年輕時候)
10. 有日據時戶籍資料者就是原住民
從清據時的1777年到1893年，日據時的1895年到1943年，台灣戶政上所登記的人，不是全「番」就是半「番」，可是籍貫上註明的，不是福建就是廣東。看了前面的敘述就知道，這種戶籍資料是錯的。要不然，以已知的1730年有原住民100萬驗算看看，1811年是不是194萬，1893年是不是254萬，1943年是不是603萬。這是簡單的算術，聰明人算一算就知道，不會上當。
圖片說明: 第 22 張:滿清乾隆皇帝(老年時候)
11. 1946年蔣介石擅把台灣人改為中國國籍
公元1897年 ，依據馬關條約，日本把台灣人改為日本國籍，1946年蔣介石擅把台灣人改為中國國籍。所依據的是自己的行政命令，不是國際條約，不被承認。所以，血統上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國籍上也不是中國人。這個行政命令是，1946年1月12日行政院節參字第01297號訓令，內容為：「查台灣人民原係我國國民，以受敵人侵略，致喪失國籍。茲國土重光，其原有我國國籍之人民，自34年10月25日起，應即恢復為我國籍」。
圖片說明: 第 23 張:日本明治天皇
12. 中華民國竊據台灣害怕反抗，發動228大屠殺
公元1945年10月25日，蔣介石接受盟軍的委託，派陳儀來台接受日軍投降，稱為軍事佔領。其任務是把日軍繳械、遣送回日本就算完成，應當撤軍回中國，讓台灣依照蔣介石也有簽字的聯合國憲章第76和77兩條，辦理託管、自治、獨立的手續。但是中華民國佔了台灣就不走，蔣介石害怕台灣人起來反抗，先下手為強，在1947年發動228大屠殺，對象是高中、高職以上的知識份子，可是今人寫歷史，卻還把真相隱瞞，把有計劃的大屠殺，說成是意外、誤會。這個「誤會」可大了。
圖片說明: 第 24 張:刺蔣鄭自財設計的 228 紀念碑
13. 「熟番」是中間路線終於消失
今日熟番消失的原因是，「人畏生番如猛虎，人欺熟番賤如土」，要麼就到山上做生番自力救濟，要麼就漢化為漢人接受政府保護，「熟番」是高不高低不低的中間路線，和新政府一樣，當然會消失。熟番父母為了「慮其後」，趕快漢化，當唐人子孫，家當田產才有保障，子孫才有安穩的日子可過。
不信有「熟番歌」為證：
「人畏生番如猛虎，人欺熟番賤如土，強者畏之弱者欺，無乃人心太不古! 熟番歸化勤躬耕，山田一甲唐人爭，唐人爭去餓且死，翻悔不如從前生!竊聞城中有父母，走向城中崩厥首，啁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明畫以手，訴未終，官若聾，竊視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杖具，杖畢垂頭聽官諭。嗟爾番，汝何言？爾與唐人吾子孫，讓耕讓畔明弗遵？吁嗟乎!生番殺人漢人誘，熟番翻被唐人醜？為父母者慮其後!
-- 道光(1834-)年噶瑪蘭通判柯培元作。
圖片說明:(由上到下)
第 25 張:薙髮圖
第 26 張及第27張:已歸順漢化的岸裡社總通事潘敦仔。漢化就可做大官，當然有些台灣人抵擋不住誘惑。
14. 大西洋憲章尊重人民自決獨立
大西洋憲章(1941年8月14日)由美國總統羅斯福及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大西洋上發表，其主旨是，尊重各民族的自決，當然也尊重台灣人的自決權。
圖片說明: 第 28 張:在大西洋憲章簽訂地點
15. 聯合國宣言承認大西洋憲章
聯合國宣言(1942年1月1日)，承認並遵守大西洋憲章，亦即承認台灣人的自決權，有美英法蘇等47國簽字，中華民國也是簽字國之一。可是，今天它卻說台灣是它的領土。
第 29 張:聯合國宣言承認大西洋憲章
16. 開羅宣言日本放棄台灣
開羅會議(1943年11月22-26日)獲得的決議是，日本放棄其海外領土及託管地等。蔣介石要求台灣、澎湖給中華民國，但邱吉爾反對，主張由日本放棄就夠了，如何處理以後再說，因此，所謂的開羅宣言無人簽字。可是中華民國政府仍以開羅宣言為依據，聲稱台灣已經交給了它。最近台灣人已要求中華民國拿出開羅宣言，否則成立「台灣國臨時政府」，和中華民國週旋到底，以期恢復被中華民國所佔據的台灣領土主權，做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基礎。
圖片說明: 第 30 張:開羅會議
Thursday, October 22, 2009
再談85%台灣人帶原住民的基因
馬偕紀念醫院 林媽利
陳叔倬(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講師)等人網站上的講義「平埔族群血源與台灣國族原生認同」(註1)對本人長期的研究及2007年8月11日在自由時報發表的「非原住民台灣人的基因結構」(註2)，曲解及誤導，希望在此澄清。科學的進步是要經過長期的研究，藉著不斷發現的新方法及擴大族群的研究範圍，得到的結果可讓真相更清楚，以致真相大白，我們族群的研究也是如此。該文指本人「把非原住民台灣人(以下稱台灣人)來自原住民的基因在組織抗原從開始的13%，後來高估為52%，母系血緣自26%高估為47%」。我們 1990年代原先的組織抗原(HLA) 研究是以血清學法測第一類型基因單倍型(基因的組合)的頻率，再簡單的比對台灣高山原住民與1990年代測試的閩南人客家人(以下稱台灣人)之間的異同，推測13%台灣人的單倍型來自原住民(註3)。後來以DNA的精確方法，再加入許多平埔族、福建人、東南亞島嶼族群的HLA第一類型加上第二類型基因的單倍型資料，在2007年我們重新詳細比對2006年前後來到我們實驗室做尋根的另100個台灣人與福建人的異同，發現48%的台灣人與福建人有相同的單倍型，有相同的單倍型一般被認為有共同的祖先，即48%的台灣人很可能來自福建，其他的52%就可能來自原住民、東南亞島嶼族群，及其他亞洲地區(註2)，本人並沒說52%來自台灣原住民。
至於母系血緣(mtDNA)的研究，在2006國科會舉辦的多樣性台灣展覽，我們比對250人台灣人與650人台灣高山原住民的異同(Fst; base–pair genetic difference)，發現高山原住民有獨特的血緣，且26%的台灣人的母系血緣來自原住民。當時我們平埔族的資料不多，但發現平埔族與高山族有相同或相近的血緣，所以26%應包含平埔族。我們也發現部份平埔族的母系血緣在高山原住民找不到，在台灣人少見，讓我們推測是平埔族自己原有的血源。後來我們成功的分析了800多人東南亞島嶼族群(印尼及菲律賓人)、福建人、越南人及泰國人，在2007年我們更準確的以單倍群(haplogroups)比對前述的100個台灣人與原住民及這些族群的關係，發現47% (即47人)的母系血緣來自台灣原住民及東南亞島嶼族群，而且發現東南亞島嶼族群與台灣原住民有許多相同或相近的血緣。我們也做100人當中58個男性Y染色體的研究，推測59%來自亞洲大陸。我們把100人的父母系血緣的結果放在一起評估，發現有67人的父母系血緣或兩個血緣中的一個血緣是來自原住民或東南亞島嶼族群，剩下33人的父母系血緣則全來自亞洲大陸，然而我們在這33人的組織抗原分析當中發現18人帶有很可能來自原住民的血緣，因此從三個基因系統(母系血緣、父系血緣、組織抗原)，有 67人+18人=85人，也就是約85%的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及或東南亞島嶼族群的基因(註2,4)。雖然我們覺得我們用更精確的方法比對了龐大的資料，這結果應該相當靠近事實，陳君顯然沒好好研讀本人的研究而下斷語，我們相信測試及分析更多的人會讓真相更清楚。我們也推測台灣人將有90%以上的人帶有越族的基因。事實上，台灣曾經被多個族群的人居住過，台灣人的血緣中擁有許多不同的來源是很自然的，台灣是個族群的大鎔爐。
陳叔倬是本人碩士班的學生，台大醫技研究所1996年畢業，1995到1996年在台北馬偕醫院血庫學習組織抗原。他的行事風格是有待改進的，如本人在2000年發表阿美族的人口中有19%屬HLA-A34的基因資料(註3)在國際上為相當重要的發現，陳謊稱是他發現的。他不只沒找到A34，反將他在1996年發表的錯誤資料說阿美族有13.1% 的A33(註5)，說是本人的資料(註6)，這件事是不合學術倫理的，另A33是閩南人最常見的基因。2008年陳君和中國復旦大學合寫「南島語族與傣族父系血緣的關連」，結論是「台灣原住民很可能出自中國南方的傣族(百越族的後代)」。我們認為該結果需要重覆被證實，希望我們父系血緣的研究澄清這點。但最遺憾的是該文把台灣原住民放在「中國台灣省」下(註7)，不知原住民委員會將如何處理這件事。還有該文中的220個台灣原住民有沒經過慈濟大學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採檢？台灣原住民檢體的檢測是不是在台灣做的？或者檢體是在國外檢測，如在國外做的，輸出時有沒有經過人體試驗委員會的同意，衛生署有沒同意DNA出口？這些都是很重要及嚴肅的問題。陳君是否有違反原住民基本法，希望有關單位能夠介入調查。
最後我想「噶瑪蘭口水事件」如果沒有陳叔倬等3人在我們採完口水後到當地調查，告訴噶瑪蘭人說：「您們怎麼那麼笨把口水給林醫師」(族人轉述)，大概就不會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本人做原住民的研究，是因著對發掘台灣歷史的使命感及對原住民的關懷，現在因為有心人士的操弄，閱聽大眾認為研究原住民就是與利益掛勾，真是本人始料未及，事實上，在21世紀初人類基因體已全部解碼，目前絕大多數的法律界與生物醫學界人士皆傾向不給予基因專利，以免減緩生物科技的發展，有違大部分群眾的利益(相關演變歷史可在網路找到)。衷心期待公義早日到來，學術界回復到以往的單純與安定，我們對原住民的關懷可以發揮到增進他們福祉的地方。
註1：平埔族群血源與台灣國族原生認同
註2：自由時報 2007的文章「非原住民台灣人的基因結構」
註3：Tissue Antigen 2000; 55: 1-9.“Heterogeneity of Taiwan's indigenous population: possible relation to prehistoric Mongoloid dispersals”
註4：HUGO (Human Genome Organization) 2008的摘要
註5：”The distribution of HLA-A, B,C antigens among the Taiwan indigenous population in Symposium on culture as well as Biological Affinities among the Indegenous Peoples of Taiwan and Southern Asia，1996年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註6：台灣族群間的生物類緣關係www.pts.org.tw/~abori/data/shujuo-1.html
註7：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2008; 8: 146. “Paternal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western Austronesians and Daic populations.
陳叔倬(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講師)等人網站上的講義「平埔族群血源與台灣國族原生認同」(註1)對本人長期的研究及2007年8月11日在自由時報發表的「非原住民台灣人的基因結構」(註2)，曲解及誤導，希望在此澄清。科學的進步是要經過長期的研究，藉著不斷發現的新方法及擴大族群的研究範圍，得到的結果可讓真相更清楚，以致真相大白，我們族群的研究也是如此。該文指本人「把非原住民台灣人(以下稱台灣人)來自原住民的基因在組織抗原從開始的13%，後來高估為52%，母系血緣自26%高估為47%」。我們 1990年代原先的組織抗原(HLA) 研究是以血清學法測第一類型基因單倍型(基因的組合)的頻率，再簡單的比對台灣高山原住民與1990年代測試的閩南人客家人(以下稱台灣人)之間的異同，推測13%台灣人的單倍型來自原住民(註3)。後來以DNA的精確方法，再加入許多平埔族、福建人、東南亞島嶼族群的HLA第一類型加上第二類型基因的單倍型資料，在2007年我們重新詳細比對2006年前後來到我們實驗室做尋根的另100個台灣人與福建人的異同，發現48%的台灣人與福建人有相同的單倍型，有相同的單倍型一般被認為有共同的祖先，即48%的台灣人很可能來自福建，其他的52%就可能來自原住民、東南亞島嶼族群，及其他亞洲地區(註2)，本人並沒說52%來自台灣原住民。
至於母系血緣(mtDNA)的研究，在2006國科會舉辦的多樣性台灣展覽，我們比對250人台灣人與650人台灣高山原住民的異同(Fst; base–pair genetic difference)，發現高山原住民有獨特的血緣，且26%的台灣人的母系血緣來自原住民。當時我們平埔族的資料不多，但發現平埔族與高山族有相同或相近的血緣，所以26%應包含平埔族。我們也發現部份平埔族的母系血緣在高山原住民找不到，在台灣人少見，讓我們推測是平埔族自己原有的血源。後來我們成功的分析了800多人東南亞島嶼族群(印尼及菲律賓人)、福建人、越南人及泰國人，在2007年我們更準確的以單倍群(haplogroups)比對前述的100個台灣人與原住民及這些族群的關係，發現47% (即47人)的母系血緣來自台灣原住民及東南亞島嶼族群，而且發現東南亞島嶼族群與台灣原住民有許多相同或相近的血緣。我們也做100人當中58個男性Y染色體的研究，推測59%來自亞洲大陸。我們把100人的父母系血緣的結果放在一起評估，發現有67人的父母系血緣或兩個血緣中的一個血緣是來自原住民或東南亞島嶼族群，剩下33人的父母系血緣則全來自亞洲大陸，然而我們在這33人的組織抗原分析當中發現18人帶有很可能來自原住民的血緣，因此從三個基因系統(母系血緣、父系血緣、組織抗原)，有 67人+18人=85人，也就是約85%的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及或東南亞島嶼族群的基因(註2,4)。雖然我們覺得我們用更精確的方法比對了龐大的資料，這結果應該相當靠近事實，陳君顯然沒好好研讀本人的研究而下斷語，我們相信測試及分析更多的人會讓真相更清楚。我們也推測台灣人將有90%以上的人帶有越族的基因。事實上，台灣曾經被多個族群的人居住過，台灣人的血緣中擁有許多不同的來源是很自然的，台灣是個族群的大鎔爐。
陳叔倬是本人碩士班的學生，台大醫技研究所1996年畢業，1995到1996年在台北馬偕醫院血庫學習組織抗原。他的行事風格是有待改進的，如本人在2000年發表阿美族的人口中有19%屬HLA-A34的基因資料(註3)在國際上為相當重要的發現，陳謊稱是他發現的。他不只沒找到A34，反將他在1996年發表的錯誤資料說阿美族有13.1% 的A33(註5)，說是本人的資料(註6)，這件事是不合學術倫理的，另A33是閩南人最常見的基因。2008年陳君和中國復旦大學合寫「南島語族與傣族父系血緣的關連」，結論是「台灣原住民很可能出自中國南方的傣族(百越族的後代)」。我們認為該結果需要重覆被證實，希望我們父系血緣的研究澄清這點。但最遺憾的是該文把台灣原住民放在「中國台灣省」下(註7)，不知原住民委員會將如何處理這件事。還有該文中的220個台灣原住民有沒經過慈濟大學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採檢？台灣原住民檢體的檢測是不是在台灣做的？或者檢體是在國外檢測，如在國外做的，輸出時有沒有經過人體試驗委員會的同意，衛生署有沒同意DNA出口？這些都是很重要及嚴肅的問題。陳君是否有違反原住民基本法，希望有關單位能夠介入調查。
最後我想「噶瑪蘭口水事件」如果沒有陳叔倬等3人在我們採完口水後到當地調查，告訴噶瑪蘭人說：「您們怎麼那麼笨把口水給林醫師」(族人轉述)，大概就不會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本人做原住民的研究，是因著對發掘台灣歷史的使命感及對原住民的關懷，現在因為有心人士的操弄，閱聽大眾認為研究原住民就是與利益掛勾，真是本人始料未及，事實上，在21世紀初人類基因體已全部解碼，目前絕大多數的法律界與生物醫學界人士皆傾向不給予基因專利，以免減緩生物科技的發展，有違大部分群眾的利益(相關演變歷史可在網路找到)。衷心期待公義早日到來，學術界回復到以往的單純與安定，我們對原住民的關懷可以發揮到增進他們福祉的地方。
註1：平埔族群血源與台灣國族原生認同
註2：自由時報 2007的文章「非原住民台灣人的基因結構」
註3：Tissue Antigen 2000; 55: 1-9.“Heterogeneity of Taiwan's indigenous population: possible relation to prehistoric Mongoloid dispersals”
註4：HUGO (Human Genome Organization) 2008的摘要
註5：”The distribution of HLA-A, B,C antigens among the Taiwan indigenous population in Symposium on culture as well as Biological Affinities among the Indegenous Peoples of Taiwan and Southern Asia，1996年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註6：台灣族群間的生物類緣關係www.pts.org.tw/~abori/data/shujuo-1.html
註7：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2008; 8: 146. “Paternal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western Austronesians and Daic populations.
Friday, August 7, 2009
Formosa, the Origin of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Brief Note)
By Jim Cheng
One must also bear in mind that part of confusions persists is due to Taiwanese ignorance that allows falsified and twisted Chinese fairy tales to prevail among the public. A recent expedition led by a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cademia Sinica made an interesting discovery of archaic stone tools proven to be 20,000-year old by the radioactive dating. It was a fanfare as the major discovery in archaic history of Taiwan. However, the find came from the same site, Pasheng Caves, that the late professor Lin Chao-chi (林朝棨) made archaic stone tool discoveries, which were radio-dated nearly 40,000 to 35,000 years ago (林朝棨, 1965, see also by Dr. Chou Stella Wan-yaw, 1997). The discovery was witnessed also by a professor at NTU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revious expedition led by Professor Lin to those earlier stone tools. I failed to understand why the professor did not come forth to recognize Professor Lin’s earlier report?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linked to Professor Lin’s 1965 findings: The dating of over 35,000 old human stone tools imply that Formosa was first peopled near that ancient site that jibes with the time that the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AMH) reached most available lands in the old world (Eurasia) after they left the birth land Africa ~60,000 years ago into Eurasia. Second, the much cerebrated article in Nature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Science Magazine),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Feb 17, 2000” suspected southern Chinese “farmers” immigrated into Formosa and brought farmers and farming technologies and initial Austronesian languages to Taiwan some15,000 years ago. These are of pure conjectured speculation without a merit of evidence. Especially, The Formosan Encounter clearly inhabitants, aka Austronesian Formosan, did neither speak Chinese, nor did have a shred trace of alleged China farming skills when landed and stayed on island until 1662. Furthermore, the farming was introduced first by the Dutch into Formosa but had nothing whatsoever to do with China farmers.
This is based on the witnessed and written accounts recorded in the Netherlands since early 1600 AD when the VOC came to existence in 1602! Whether Taiwanese will still insist on believing Chinese stories to put Formosan History as a subset of China is completely up to Taiwanese. I wish to also warn Taiwanese that they should examine the alleged history on Taiwan in China records with modern science technology before believing the authenticity of such records. One should not judge as did by the recent expedition by the group I mentioned above. The new field of history called “History Anthropology” should be the principle in studying history, today.
(8/7/2009)
One must also bear in mind that part of confusions persists is due to Taiwanese ignorance that allows falsified and twisted Chinese fairy tales to prevail among the public. A recent expedition led by a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cademia Sinica made an interesting discovery of archaic stone tools proven to be 20,000-year old by the radioactive dating. It was a fanfare as the major discovery in archaic history of Taiwan. However, the find came from the same site, Pasheng Caves, that the late professor Lin Chao-chi (林朝棨) made archaic stone tool discoveries, which were radio-dated nearly 40,000 to 35,000 years ago (林朝棨, 1965, see also by Dr. Chou Stella Wan-yaw, 1997). The discovery was witnessed also by a professor at NTU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revious expedition led by Professor Lin to those earlier stone tools. I failed to understand why the professor did not come forth to recognize Professor Lin’s earlier report?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linked to Professor Lin’s 1965 findings: The dating of over 35,000 old human stone tools imply that Formosa was first peopled near that ancient site that jibes with the time that the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AMH) reached most available lands in the old world (Eurasia) after they left the birth land Africa ~60,000 years ago into Eurasia. Second, the much cerebrated article in Nature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Science Magazine),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Feb 17, 2000” suspected southern Chinese “farmers” immigrated into Formosa and brought farmers and farming technologies and initial Austronesian languages to Taiwan some15,000 years ago. These are of pure conjectured speculation without a merit of evidence. Especially, The Formosan Encounter clearly inhabitants, aka Austronesian Formosan, did neither speak Chinese, nor did have a shred trace of alleged China farming skills when landed and stayed on island until 1662. Furthermore, the farming was introduced first by the Dutch into Formosa but had nothing whatsoever to do with China farmers.
This is based on the witnessed and written accounts recorded in the Netherlands since early 1600 AD when the VOC came to existence in 1602! Whether Taiwanese will still insist on believing Chinese stories to put Formosan History as a subset of China is completely up to Taiwanese. I wish to also warn Taiwanese that they should examine the alleged history on Taiwan in China records with modern science technology before believing the authenticity of such records. One should not judge as did by the recent expedition by the group I mentioned above. The new field of history called “History Anthropology” should be the principle in studying history, today.
(8/7/2009)
Formosan (Taiwan) History
By Jim Cheng
Ever since the “Ilha Formosa” legend became known, Taiwanese have started to ask how much more past Taiwan history has been concealed from the public by Chiang Kai-shek, his mafia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With a little search, one may not be hard to find that Taiwan is not a mere subset of China history. On the contrary, Taiwan was initially called Formosa following the “Ilha Formosa” legend and the subsequent plac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world history, on the world map under the name Formosa. Both legend and map happened in mid-1500s and in the hand of Portuguese (…..). Dutch declared the island Formosa as the Dutch colony in 1624 following the world history. It is the first time the island became a colony of a foreign country. Subsequently, the island was colonized by Chinese Koxinga who called her Tong-Do first and then Tong-Ling between 1662 and 1683, then by Manchuria Ch’in from 1683 to 1895, that renamed the island Taiwan sometimes after 1683, and finally Japan occupied Taiwan from 1895 to 1945 but it was prevalently known as Formosa in the world. Since 1945, the island becomes a protected territory under the U.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who temporarily asked the ROC government under Chiang Kai-shek in exile for overseeing Taiwan affairs. It was purely for protecting Taiwan against the Communist China under Mao Tze-don that chased corrupted Chiang out of China.
The earliest recent Formosan History began in 1623 when the Dutch first landed on the island that year, started detailed daily records on 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f the inhabitants and the Dutch Government, and officially called her Formosa in 1624. One should go find that past history in “The Formosan Encounter” edited from VOC (1602-1798) including detail accounts on Formosa between 1623 and 1662. One may also find an official government documents on early Taiwan history by Japanese in the Main Libra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ading history written only in, and by, Chinese must be extra careful since, as commonly perceived, records by Chinese often give distort historical facts in order to flatter China and Chinese images.
I do not remember how many times I have posted what "Taiwan" should be called appropriately. In the Formosan History, none of those China chauvinistic names, Hoklo, Ho-lo, Hakka, Hak, 台語 and tons of other Chinese garbage are correct. They are merely for purposes to confuse Taiwanese. Then what should we be called? It is obvious from what I have mentioned above. We should be called “Austronesian (AN) Speaking Formosan or in short Formosan.”
I will tell you another glorious past Formosan contributed to the world. When the Dutch first colonized the island in 1623, they immediately noticed that inhabitants spoke only AN languages that were similar to what Indonesian natives in the place VOC Headquarters was located spoke. Subsequently researchers also discovered languages they use, all in AN Languages Family, are in fact originated from Formosa. The Hoklo etc are all foreign languages and brought to the island by southern Chinese Ro-han-ka and Koxinga pirates. Even in early colonial occupation of the island by China, they were spoken by a meager minority. The old Formosa inhabitants should remember there were a lot of aborigines scattered all over rural areas on the island. Articles reported in Jan. 2009’s Science magazine further support the AN Formosa history and AN origin. The AN speaking Formosan or in short, Formosan for the islanders should be the correct call.
Our distinguished linguist, the late Dr. Ong Iok-tek explained that the word Taiwan was even detested by Koxinga gangs since it sounded like “bury all.” Ong not only stated that fact, but also defined the Hoklo differentiated from Minnan in 1961. It has firm support from Linguistics.
To Ms. Tada Kei: Concerning dialects, you may want to read the book “The Power of Barbel” written by John McWhorter, then still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Linguistics at UC Berkeley. Dialect is an intermediate stage in the linguistic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 process follows the same pattern of evolution and speciation in biology, or the Darwinian Evolution.
To Mr. Akiyo: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true Hakka history, consult “Hakka, the Stranger within China” by Takagi Keizo (1992). Some Hakka like to be related to Hakka in China. Read the book, you will find Taiwan Hakka is embraced by Chinese Hakka. You may study what Marie Lin did on Taiwan’s genetic studies. She is an MD working at the McKay hospital in Taipei and reported many papers on HLA genetic since 2000. She often becomes a news personality on Taiwan. Her HLA data clearly indicate Hoklo and Hakka on Taiwan differ only in spoken languages, but genetically are identical and have the same AN Formosan ancestors. She has many reports in newspapers and written in Chinese.
Jim Cheng. 090807
Ever since the “Ilha Formosa” legend became known, Taiwanese have started to ask how much more past Taiwan history has been concealed from the public by Chiang Kai-shek, his mafia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With a little search, one may not be hard to find that Taiwan is not a mere subset of China history. On the contrary, Taiwan was initially called Formosa following the “Ilha Formosa” legend and the subsequent plac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world history, on the world map under the name Formosa. Both legend and map happened in mid-1500s and in the hand of Portuguese (…..). Dutch declared the island Formosa as the Dutch colony in 1624 following the world history. It is the first time the island became a colony of a foreign country. Subsequently, the island was colonized by Chinese Koxinga who called her Tong-Do first and then Tong-Ling between 1662 and 1683, then by Manchuria Ch’in from 1683 to 1895, that renamed the island Taiwan sometimes after 1683, and finally Japan occupied Taiwan from 1895 to 1945 but it was prevalently known as Formosa in the world. Since 1945, the island becomes a protected territory under the U.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who temporarily asked the ROC government under Chiang Kai-shek in exile for overseeing Taiwan affairs. It was purely for protecting Taiwan against the Communist China under Mao Tze-don that chased corrupted Chiang out of China.
The earliest recent Formosan History began in 1623 when the Dutch first landed on the island that year, started detailed daily records on 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f the inhabitants and the Dutch Government, and officially called her Formosa in 1624. One should go find that past history in “The Formosan Encounter” edited from VOC (1602-1798) including detail accounts on Formosa between 1623 and 1662. One may also find an official government documents on early Taiwan history by Japanese in the Main Libra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ading history written only in, and by, Chinese must be extra careful since, as commonly perceived, records by Chinese often give distort historical facts in order to flatter China and Chinese images.
I do not remember how many times I have posted what "Taiwan" should be called appropriately. In the Formosan History, none of those China chauvinistic names, Hoklo, Ho-lo, Hakka, Hak, 台語 and tons of other Chinese garbage are correct. They are merely for purposes to confuse Taiwanese. Then what should we be called? It is obvious from what I have mentioned above. We should be called “Austronesian (AN) Speaking Formosan or in short Formosan.”
I will tell you another glorious past Formosan contributed to the world. When the Dutch first colonized the island in 1623, they immediately noticed that inhabitants spoke only AN languages that were similar to what Indonesian natives in the place VOC Headquarters was located spoke. Subsequently researchers also discovered languages they use, all in AN Languages Family, are in fact originated from Formosa. The Hoklo etc are all foreign languages and brought to the island by southern Chinese Ro-han-ka and Koxinga pirates. Even in early colonial occupation of the island by China, they were spoken by a meager minority. The old Formosa inhabitants should remember there were a lot of aborigines scattered all over rural areas on the island. Articles reported in Jan. 2009’s Science magazine further support the AN Formosa history and AN origin. The AN speaking Formosan or in short, Formosan for the islanders should be the correct call.
Our distinguished linguist, the late Dr. Ong Iok-tek explained that the word Taiwan was even detested by Koxinga gangs since it sounded like “bury all.” Ong not only stated that fact, but also defined the Hoklo differentiated from Minnan in 1961. It has firm support from Linguistics.
To Ms. Tada Kei: Concerning dialects, you may want to read the book “The Power of Barbel” written by John McWhorter, then still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Linguistics at UC Berkeley. Dialect is an intermediate stage in the linguistic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 process follows the same pattern of evolution and speciation in biology, or the Darwinian Evolution.
To Mr. Akiyo: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true Hakka history, consult “Hakka, the Stranger within China” by Takagi Keizo (1992). Some Hakka like to be related to Hakka in China. Read the book, you will find Taiwan Hakka is embraced by Chinese Hakka. You may study what Marie Lin did on Taiwan’s genetic studies. She is an MD working at the McKay hospital in Taipei and reported many papers on HLA genetic since 2000. She often becomes a news personality on Taiwan. Her HLA data clearly indicate Hoklo and Hakka on Taiwan differ only in spoken languages, but genetically are identical and have the same AN Formosan ancestors. She has many reports in newspapers and written in Chinese.
Jim Cheng. 090807
Saturday, July 18, 2009
Taiwanese general origins in Pin-poh.
by Jim Cheng
“I’m glad to see several people have started to talk about “Taiwanese general origins in Pin-poh.” This is not an “I tell you so” story. Way back in pre-1990 times, our senior Richard Yeh San (The only son of the Tainan Mayor Yeh in 1950s or even in late 1940s) in California had reported articles based on archeology (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aching that conclusion. I have a report in Taiwan Tribune (台灣人和印支半島族群的關係--鄭昭任 020702) talked about linguistics and ra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Formosan and Tai-Ka-Dai speakers from Indochina Peninsula. The linguistic part is taken from Robert Blust (1999). Since then I have been repeatedly talking Formosan matter, damping the term Taiwan and Taiwanese and extended my belief that it is one of the most urgent tasks for “Taiwanese” to realize that they mostly didn’t come from Han Chinese.
In one of your recent postings, you asked ancestral Pin-poh names. It is hard at best to do that. In one VCR I watched recently, it was on Negritos that became extinct sometimes early 1900. It was taped probably around 1970-90. Our sis/bro in mountains said their names being so and so but now called an adopted and frequently used Han name. It happened in 1900s after Chankoro Chinese came to the island via USMG’s help in 1947. Aborigines’ descendants were mostly in cities and probably forgot all about their ancestral names. The Pin-poh’s gradually adopted Han names to get into newly predominated Han society in the island (for the sake of living as you all know why) beginning from Koxinga’s invasion of the island since 1662.
Now I focus on the statement by Prof 彭明敏’s father, Peh Cheng-kou (Hoklo). (Even in my early teen years I used to hear Senior Peh’s name since my father talked him very often.) I first learned his “noted” quotation—Shame to have some Chinese blood in my body—through Kuoa Ki-hwa’ book “Jail House Island Taiwan (1992)” that my sister gave me when I visited her on Formosa sometimes in 1990. Kuoa was still alive at that time and my brother-in-law knew Kuoa since high school days. I reported an article on Kuoa on 080204 in Taiwan Tribune and proudly quoted Senior 彭’s phrase. I suspect now even he might not have the “Chinese blood” at all but before 1950 most “Taiwanese” were fooled by Chinese believing their ancestral origin in Han. It is true that those long-enjoying the “famous and wealthy Taiwanese families” mostly have origins in Fukien since during Manchurian Ch’in time after 1683 probably had brought their wealth and official ranking connections in government. As to others with China origins, they should be numbered only in minority (as I have repeatedly been criticizing that the widely talked immigration en masse into Formosa is a hoax.) A recent posting even insisted over 90% of those claimed to have Han origin being Pin-pohs. So what we need in addition to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i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elicit Formosan belief that they mostly are not Chinese Han and then fight against those racial Chinese pigs.
Last note: Naïve “Taiwanese” are brain-washed to think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 a taboo to talk. It is true not to discriminate races in political sense. But Racial Differences are a biological and medical truth that we have to face. 馬英九 is purely political and together with other Chankoro Chinese to discriminate “Taiwanese” and you are witnessing that on your own eyes.”.
Jim Cheng. 090718
“I’m glad to see several people have started to talk about “Taiwanese general origins in Pin-poh.” This is not an “I tell you so” story. Way back in pre-1990 times, our senior Richard Yeh San (The only son of the Tainan Mayor Yeh in 1950s or even in late 1940s) in California had reported articles based on archeology (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aching that conclusion. I have a report in Taiwan Tribune (台灣人和印支半島族群的關係--鄭昭任 020702) talked about linguistics and ra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Formosan and Tai-Ka-Dai speakers from Indochina Peninsula. The linguistic part is taken from Robert Blust (1999). Since then I have been repeatedly talking Formosan matter, damping the term Taiwan and Taiwanese and extended my belief that it is one of the most urgent tasks for “Taiwanese” to realize that they mostly didn’t come from Han Chinese.
In one of your recent postings, you asked ancestral Pin-poh names. It is hard at best to do that. In one VCR I watched recently, it was on Negritos that became extinct sometimes early 1900. It was taped probably around 1970-90. Our sis/bro in mountains said their names being so and so but now called an adopted and frequently used Han name. It happened in 1900s after Chankoro Chinese came to the island via USMG’s help in 1947. Aborigines’ descendants were mostly in cities and probably forgot all about their ancestral names. The Pin-poh’s gradually adopted Han names to get into newly predominated Han society in the island (for the sake of living as you all know why) beginning from Koxinga’s invasion of the island since 1662.
Now I focus on the statement by Prof 彭明敏’s father, Peh Cheng-kou (Hoklo). (Even in my early teen years I used to hear Senior Peh’s name since my father talked him very often.) I first learned his “noted” quotation—Shame to have some Chinese blood in my body—through Kuoa Ki-hwa’ book “Jail House Island Taiwan (1992)” that my sister gave me when I visited her on Formosa sometimes in 1990. Kuoa was still alive at that time and my brother-in-law knew Kuoa since high school days. I reported an article on Kuoa on 080204 in Taiwan Tribune and proudly quoted Senior 彭’s phrase. I suspect now even he might not have the “Chinese blood” at all but before 1950 most “Taiwanese” were fooled by Chinese believing their ancestral origin in Han. It is true that those long-enjoying the “famous and wealthy Taiwanese families” mostly have origins in Fukien since during Manchurian Ch’in time after 1683 probably had brought their wealth and official ranking connections in government. As to others with China origins, they should be numbered only in minority (as I have repeatedly been criticizing that the widely talked immigration en masse into Formosa is a hoax.) A recent posting even insisted over 90% of those claimed to have Han origin being Pin-pohs. So what we need in addition to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i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elicit Formosan belief that they mostly are not Chinese Han and then fight against those racial Chinese pigs.
Last note: Naïve “Taiwanese” are brain-washed to think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 a taboo to talk. It is true not to discriminate races in political sense. But Racial Differences are a biological and medical truth that we have to face. 馬英九 is purely political and together with other Chankoro Chinese to discriminate “Taiwanese” and you are witnessing that on your own eyes.”.
Jim Cheng. 090718
Saturday, July 11, 2009
Anci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osa and Vietnam
Here is a brief on Vietnamese origin (AMH migrations into Vietnam in history.)
The 1st specifically Vietnamese culture (VC) emerged around 5,000 BC in the caves and grottoes near Hoa-Binh (North V). Hoabinhian man belonged to the Australoid group (Australoid language speakers) moving from Central Asia southeastward into Indonesia and Australia; he may have been as dark-skinned as the present-day Melanesians of New Caledonia & Solomon Islands. Around this time (slightly later?), the AMH in the same wave might have peopled Formosa. The stone tools excavated by Professor 林朝棨 probably were used by this first group may be ones that he dated at 4,000 BC to 3,500 BC old in 1960s with out-of-dated tools. With all respect, the dating should be done again with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vailable today.
2. By 2,000BC, a second wave of Australoid, armed with double-edged-axes, entered the country on their way south.—they are called Bacsonian after the Bac-Son area north of Hanoi where their remains have been mostly found. (Note that such axes were not found on Formosa.) They slowly spread through SE Asia, from Malaya to the Philippines, and became the first “Vietnamese” to settle the country permanently. (This may explain why peoples on Formosa are similar to but genetically cannot be tied directly to the Filipinos.)
3. The third wave from Central Asia brought many of SE Asia’s present inhabitants, in the form of the first Malays, who settled Java, Malaya, and the coastal area of Vietnam from Saigon to what is now the imperial city of Hue, and brought with them cattle, some metals, rudimentary irrigation, and upright stones, or megaliths which have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similar lithic (stone) monuments found in places as distant as Europe and Easter Island. In Vietnam they also left magnificent burial chambers at Sa-Huynh and near the rubber plantations of Xuan-Loc and Bien-Hoa, just NE of Saigon (Huge containers to store corpse and to let them rot inside. Later, after deboned, they were picked up for burial.) Therefore cultures differed basically between the two races. Megalithic artifacts were also claimed to have been found on Formosa but if they were products from same culture or not should be investigated.
These second and third waves most likely are the reason why Vietnamese differ in appearance from Malaysians and Javanese on the one hand and Chinese on the other. Remember the third wave migrated probably through northern part of Indochina around the present border line with the future China. Some of this group probably went further north to become coalesced peoples that we see in Chinese. Coalesced with whom? Likely, they migrated from central Asia northward to reach Baykal Lake in Siberia and moved southward to reach northern China, Mongolia and Yellow River basin (generally called Mongolians.) Also note they did not journey through southern side of Indochina as in the first wave did. All in all, the present day distribution of anthropological Asian races has thus formed.
You won’t see any one talking about the journey routes that I explained above. This is because most anthropologists (biogeographers, historians included) are busy deciphering more restricted groups so that different sets of info are delineated.
Earlier historians (most Japanese anthropologists, too) are largely influenced by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Formosan aborigines and Javanese (Polynesians in general) and speculated that Formosan had the origin in Polynesia in early days. Openheimer (as Ed was talking about), Martin, Hill originally in the Brian Sykes’s group are no exception in lauding that Polynesian theory. But I am not sure Sykes were entirely convinced about that. Here the Polynesian motif becomes critical in deciphering the whole picture.
As I have been kept saying that external morphology can get a good guess but that all it goes to the limit. Final solutions always come from confirmable scientific evidence. Of course we should always watch out ourselves from falling into the easy trap set by Chankoro Chinese. Taiwanese are easily fallen into the traps since they do not read English reports and literatures regularly. We have too many Sebo-like bragging most Taiwanese know everything (only fed to them by Chinese.) Are they any different from Chinese? They will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Jim Cheng. 09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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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ast posting, I talked about Vietnam because of its close geographic proximity. In ancient days, human dispersion depended entirely on geography, climate, and food supply. Due largely to the only means the AMH has on foot, together with inconvenience of going with a larger crowd (companions, families, close relatives, and perhaps friends,) the rate of migration on the land is often estimated at a slow pace of a kilometer/year. Crossing the width exceeding a jumping capability of a deeper water bodies played an almost absolute obstacle to reach from one shore to the other side. Perhaps, seeing floating woods after storms might have given them ideas to use floating woods. But to move even a group of people together still need human ingenuity and opportunity. Obviously, geography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migration.
Today we are still mystified by the crossing of the strait from the Sunderland that land-bridged to Eurasia to the Sahulland, an archaic continent including both New Guinea and Australia. But the earliest traces of AMH in Munroe Lake, Australia dated 60,000 to 50,000 years old when no means of crossing the strait is ever found. In addition, ample evidence pointed to the fact that ancestors of the present Australian aborigines’ journey started from the common AMH origin in the mid-eastern Africa; and they marked the first bands of human adventures out of Africa to Eurasia, the historical initiation of the human adventure into the New World.
One may ask what is about China. Today, China enjoys the geographic proximity to Formosa. But in history before 600 AD, China most likely did not know where is the island that separates from Eurasian Continent across the Formosa Strait at the closest site of today’s Fukien that as yet to be conquered. All alleged suggestion of a possible immigration of “China farmers” before that time or as early as 15,000 years ago into the island is a mere speculation coped with wild guess.China
would use that as a political agenda in a desire to occupying the Island and forging many other stories to falsify a link between the two lands. I will describe them later in detail.
The closest geography to Formosa is the area that was larger than the present-day Fu-kien in China; it was occupied by Bei-Yueh, which ethnically belongs to the ancient Vietnamese but not to Chinese Han. The area, however, was isolated distantly from the rest of Vietnam to the south intercepted broadly along the coast south to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rest of the Vietnam territory, as known in China history since Ch’ing dynasty integrated into the entire area of today’s China territory. The Bei-Yueh remained in non-Han people until the Tang Dynasty finally took over in AD 618-907. Thus, any possible contact with Formosa before AD 600 must be by Vietnamese who were historically known as marine ventures. By contrast, Chinese entered the Island first by the hired hard laborers (Ro-han-ka) of the Dutch until Koxinga invaded and chased away Dutch in 1662. It colonized the island as the base for counterattack to recover the China Mainland from Manchurian Ch’in that recently conquered China Han. That part of history is known worldwide.
To what degree of Formosan integration into China even during the Koxinga period is still a big mystery. The often cited mass immigrations of Chinese into the island must be reexamined since reliable evidence is lacking except for coming out of Chinese stories. These stories often aided by exaggerating numbers that Chinese could easily fabricate. The so-called “immigration en masse” in “China records” probably was rewritten after they renamed the island “Taiwan” by the Manchuria Ch’in sometimes after 1683. In China records, the Taiwan name is filled with given in tens of alternatives. They even claimed some bogus names appeared before Soon Chung’s time of the “Disunion Period” around AD 230 in China history. Even when the recent Manchuria Ch’in replaced the Koxinga in 1683, it came with mass repatriation of nearly entire Chinese on Taiwan to prevent further turmoil caused by Koxinga royalist clans and Chinese Ming Dynasty followers. Thereafter, overall disregard of the island was well known that historians intentionally skipped and put that history into oblivion. The claim of China disowned the vast southern land of Formosa as foreign by the Ch’in even in 1871. The Botan (Mutan in Chinese) incident that year became public knowledge due to clear records in Japanese history who had direct involvement in the incident (detailed later).
All stories on Chinese en masse conjectures, however, lack any soli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mostly based on a wishful imagination. It is as enigmatic as anyone could dream up. The Dutch VOC that documented all detailed witnessed accounts in detail since the Dutch troop first landed on Formosa in 1623 until 1662 is clearly described in “The Formosan Encounter” edited from the VOC with both original Dutch contrasted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shed since 1999. The whole accounts of Formosan society and culture when Chinese Koxinga Cheng Ch’eng-Kung chased out the Dutch from Formosa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original VOC document is also known to cover 1176 meter-long and safely kept all along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Hague, the Netherlands (Nationaal Archief, Den Haag). Clearly, throughout the entire island, aborigines were still living totally in the ancient hunter-gatherer society as witnessed when the Dutch landed on Formosa in 1623 and proven to be true when they conquered the entire land by early 1630s. The year 1623 also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mosan History with full witnessed and written documents. The island is formerly called Formosa and so recorded in the world.
Jim Cheng. 090707
The 1st specifically Vietnamese culture (VC) emerged around 5,000 BC in the caves and grottoes near Hoa-Binh (North V). Hoabinhian man belonged to the Australoid group (Australoid language speakers) moving from Central Asia southeastward into Indonesia and Australia; he may have been as dark-skinned as the present-day Melanesians of New Caledonia & Solomon Islands. Around this time (slightly later?), the AMH in the same wave might have peopled Formosa. The stone tools excavated by Professor 林朝棨 probably were used by this first group may be ones that he dated at 4,000 BC to 3,500 BC old in 1960s with out-of-dated tools. With all respect, the dating should be done again with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vailable today.
2. By 2,000BC, a second wave of Australoid, armed with double-edged-axes, entered the country on their way south.—they are called Bacsonian after the Bac-Son area north of Hanoi where their remains have been mostly found. (Note that such axes were not found on Formosa.) They slowly spread through SE Asia, from Malaya to the Philippines, and became the first “Vietnamese” to settle the country permanently. (This may explain why peoples on Formosa are similar to but genetically cannot be tied directly to the Filipinos.)
3. The third wave from Central Asia brought many of SE Asia’s present inhabitants, in the form of the first Malays, who settled Java, Malaya, and the coastal area of Vietnam from Saigon to what is now the imperial city of Hue, and brought with them cattle, some metals, rudimentary irrigation, and upright stones, or megaliths which have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similar lithic (stone) monuments found in places as distant as Europe and Easter Island. In Vietnam they also left magnificent burial chambers at Sa-Huynh and near the rubber plantations of Xuan-Loc and Bien-Hoa, just NE of Saigon (Huge containers to store corpse and to let them rot inside. Later, after deboned, they were picked up for burial.) Therefore cultures differed basically between the two races. Megalithic artifacts were also claimed to have been found on Formosa but if they were products from same culture or not should be investigated.
These second and third waves most likely are the reason why Vietnamese differ in appearance from Malaysians and Javanese on the one hand and Chinese on the other. Remember the third wave migrated probably through northern part of Indochina around the present border line with the future China. Some of this group probably went further north to become coalesced peoples that we see in Chinese. Coalesced with whom? Likely, they migrated from central Asia northward to reach Baykal Lake in Siberia and moved southward to reach northern China, Mongolia and Yellow River basin (generally called Mongolians.) Also note they did not journey through southern side of Indochina as in the first wave did. All in all, the present day distribution of anthropological Asian races has thus formed.
You won’t see any one talking about the journey routes that I explained above. This is because most anthropologists (biogeographers, historians included) are busy deciphering more restricted groups so that different sets of info are delineated.
Earlier historians (most Japanese anthropologists, too) are largely influenced by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Formosan aborigines and Javanese (Polynesians in general) and speculated that Formosan had the origin in Polynesia in early days. Openheimer (as Ed was talking about), Martin, Hill originally in the Brian Sykes’s group are no exception in lauding that Polynesian theory. But I am not sure Sykes were entirely convinced about that. Here the Polynesian motif becomes critical in deciphering the whole picture.
As I have been kept saying that external morphology can get a good guess but that all it goes to the limit. Final solutions always come from confirmable scientific evidence. Of course we should always watch out ourselves from falling into the easy trap set by Chankoro Chinese. Taiwanese are easily fallen into the traps since they do not read English reports and literatures regularly. We have too many Sebo-like bragging most Taiwanese know everything (only fed to them by Chinese.) Are they any different from Chinese? They will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Jim Cheng. 09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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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ast posting, I talked about Vietnam because of its close geographic proximity. In ancient days, human dispersion depended entirely on geography, climate, and food supply. Due largely to the only means the AMH has on foot, together with inconvenience of going with a larger crowd (companions, families, close relatives, and perhaps friends,) the rate of migration on the land is often estimated at a slow pace of a kilometer/year. Crossing the width exceeding a jumping capability of a deeper water bodies played an almost absolute obstacle to reach from one shore to the other side. Perhaps, seeing floating woods after storms might have given them ideas to use floating woods. But to move even a group of people together still need human ingenuity and opportunity. Obviously, geography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migration.
Today we are still mystified by the crossing of the strait from the Sunderland that land-bridged to Eurasia to the Sahulland, an archaic continent including both New Guinea and Australia. But the earliest traces of AMH in Munroe Lake, Australia dated 60,000 to 50,000 years old when no means of crossing the strait is ever found. In addition, ample evidence pointed to the fact that ancestors of the present Australian aborigines’ journey started from the common AMH origin in the mid-eastern Africa; and they marked the first bands of human adventures out of Africa to Eurasia, the historical initiation of the human adventure into the New World.
One may ask what is about China. Today, China enjoys the geographic proximity to Formosa. But in history before 600 AD, China most likely did not know where is the island that separates from Eurasian Continent across the Formosa Strait at the closest site of today’s Fukien that as yet to be conquered. All alleged suggestion of a possible immigration of “China farmers” before that time or as early as 15,000 years ago into the island is a mere speculation coped with wild guess.China
would use that as a political agenda in a desire to occupying the Island and forging many other stories to falsify a link between the two lands. I will describe them later in detail.
The closest geography to Formosa is the area that was larger than the present-day Fu-kien in China; it was occupied by Bei-Yueh, which ethnically belongs to the ancient Vietnamese but not to Chinese Han. The area, however, was isolated distantly from the rest of Vietnam to the south intercepted broadly along the coast south to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rest of the Vietnam territory, as known in China history since Ch’ing dynasty integrated into the entire area of today’s China territory. The Bei-Yueh remained in non-Han people until the Tang Dynasty finally took over in AD 618-907. Thus, any possible contact with Formosa before AD 600 must be by Vietnamese who were historically known as marine ventures. By contrast, Chinese entered the Island first by the hired hard laborers (Ro-han-ka) of the Dutch until Koxinga invaded and chased away Dutch in 1662. It colonized the island as the base for counterattack to recover the China Mainland from Manchurian Ch’in that recently conquered China Han. That part of history is known worldwide.
To what degree of Formosan integration into China even during the Koxinga period is still a big mystery. The often cited mass immigrations of Chinese into the island must be reexamined since reliable evidence is lacking except for coming out of Chinese stories. These stories often aided by exaggerating numbers that Chinese could easily fabricate. The so-called “immigration en masse” in “China records” probably was rewritten after they renamed the island “Taiwan” by the Manchuria Ch’in sometimes after 1683. In China records, the Taiwan name is filled with given in tens of alternatives. They even claimed some bogus names appeared before Soon Chung’s time of the “Disunion Period” around AD 230 in China history. Even when the recent Manchuria Ch’in replaced the Koxinga in 1683, it came with mass repatriation of nearly entire Chinese on Taiwan to prevent further turmoil caused by Koxinga royalist clans and Chinese Ming Dynasty followers. Thereafter, overall disregard of the island was well known that historians intentionally skipped and put that history into oblivion. The claim of China disowned the vast southern land of Formosa as foreign by the Ch’in even in 1871. The Botan (Mutan in Chinese) incident that year became public knowledge due to clear records in Japanese history who had direct involvement in the incident (detailed later).
All stories on Chinese en masse conjectures, however, lack any soli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mostly based on a wishful imagination. It is as enigmatic as anyone could dream up. The Dutch VOC that documented all detailed witnessed accounts in detail since the Dutch troop first landed on Formosa in 1623 until 1662 is clearly described in “The Formosan Encounter” edited from the VOC with both original Dutch contrasted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shed since 1999. The whole accounts of Formosan society and culture when Chinese Koxinga Cheng Ch’eng-Kung chased out the Dutch from Formosa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original VOC document is also known to cover 1176 meter-long and safely kept all along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Hague, the Netherlands (Nationaal Archief, Den Haag). Clearly, throughout the entire island, aborigines were still living totally in the ancient hunter-gatherer society as witnessed when the Dutch landed on Formosa in 1623 and proven to be true when they conquered the entire land by early 1630s. The year 1623 also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mosan History with full witnessed and written documents. The island is formerly called Formosa and so recorded in the world.
Jim Cheng. 090707
Friday, July 10, 2009
台灣人就是平埔族,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Pingpu Taiwanese Identification Campaign" (台灣平埔族正名運動).
「台灣人就是平埔族!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Ethnically, Taiwanese are NOT Chinese!"
"Taiwanese are Pingpu!"
The indigenous inhabitants in Taiwan, the tribes living in the high mountains and the Pingpu tribes living on the plains, all ar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outhern Islanders"; their living in Taiwan can be traced back to 50,000 years ago. For hundreds of years, at different times, many "young men" from China came to Taiwan to pursue a new life and a new hope; they settled down in Taiwan and married Pingpu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grew up in Taiwan; .... Today the blood analysis reveals that after staying in Taiwan for three or four generations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ood (the DNA)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ose early immigrants from China, are 80% or greater, the same as those of Pingpu. In a word, the so-called "Holo" or "Haka" inhabitans nowadays in Taiwan, they are actually "Pingpu" people instead of "Chinese people". They are NOT Chinese; they are "Pingpu Taiwanese"!
The KMT has used the Great-China- Chauvinism to brainwash Taiwanese to believe that "Ethnically, Taiwanese are Chinese."
Today, when Taiwan is being sold out to China by that Mr. Ma, when Taiwan is under the threat of the imminent annexation by China, Taiwanese should speak out loudly:
"Ethnically, Taiwanese are NOT Chinese!"
"Taiwanese are Pingpu!"
Last night, when I tried to sign up my endorsement for the "Pingpu Taiwanese Identification Campaign", on the top of the endorsement list, I saw three familiar names of our FAPA members, Mark Cheng, Yang-ching Liu and Wu Ming-chi, my heart was touched and I wrote down a message as follows:
**********
台灣的原住民, 包括住在山上的高山族和住在平地的平埔族, 都是南島語糸的子民, 在台灣己經居住了大約五萬年! 早年從唐山來的羅漢腳, 在台灣結婚生子, 三四代以後, 他們的子孫身上都流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埔族血液; 因此世居在台灣的所謂「福佬人」, 「客家人」, 實際上正確地說, 都是「台灣平埔族」!
國民黨一向用「大中國沙文主義」給台灣人洗腦, 總是說:「從血緣上說, 台灣人是中國人.」 (KMT -- Ethnically, Taiwanese are Chinese. -- KMT).
今天台灣己經到了反賣台, 反併吞的危急時刻; 台灣人應該大聲的說出: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台灣人是平埔族!」 (Ethnically, Taiwanese are NOT Chinese; Taiwanese are Pingpu!).
讓「台灣認同」從「平埔族正名」運動開始推起!
力抗強權台灣人, 倒馬救台反併吞!
平埔正名, 台灣加油!
B.H. 6/23/2009
************
找回自己的祖先, 尊敬自己的祖先!!
台灣人就是平埔族,
100個台灣人有97個不是中國人!!
台灣人支持平埔原住民族爭取族群正名與身分認定之連署!
----------------
B.H. 7/8/2009
「台灣人就是平埔族!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Ethnically, Taiwanese are NOT Chinese!"
"Taiwanese are Pingpu!"
The indigenous inhabitants in Taiwan, the tribes living in the high mountains and the Pingpu tribes living on the plains, all ar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outhern Islanders"; their living in Taiwan can be traced back to 50,000 years ago. For hundreds of years, at different times, many "young men" from China came to Taiwan to pursue a new life and a new hope; they settled down in Taiwan and married Pingpu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grew up in Taiwan; .... Today the blood analysis reveals that after staying in Taiwan for three or four generations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ood (the DNA)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ose early immigrants from China, are 80% or greater, the same as those of Pingpu. In a word, the so-called "Holo" or "Haka" inhabitans nowadays in Taiwan, they are actually "Pingpu" people instead of "Chinese people". They are NOT Chinese; they are "Pingpu Taiwanese"!
The KMT has used the Great-China- Chauvinism to brainwash Taiwanese to believe that "Ethnically, Taiwanese are Chinese."
Today, when Taiwan is being sold out to China by that Mr. Ma, when Taiwan is under the threat of the imminent annexation by China, Taiwanese should speak out loudly:
"Ethnically, Taiwanese are NOT Chinese!"
"Taiwanese are Pingpu!"
Last night, when I tried to sign up my endorsement for the "Pingpu Taiwanese Identification Campaign", on the top of the endorsement list, I saw three familiar names of our FAPA members, Mark Cheng, Yang-ching Liu and Wu Ming-chi, my heart was touched and I wrote down a message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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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原住民, 包括住在山上的高山族和住在平地的平埔族, 都是南島語糸的子民, 在台灣己經居住了大約五萬年! 早年從唐山來的羅漢腳, 在台灣結婚生子, 三四代以後, 他們的子孫身上都流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埔族血液; 因此世居在台灣的所謂「福佬人」, 「客家人」, 實際上正確地說, 都是「台灣平埔族」!
國民黨一向用「大中國沙文主義」給台灣人洗腦, 總是說:「從血緣上說, 台灣人是中國人.」 (KMT -- Ethnically, Taiwanese are Chinese. -- KMT).
今天台灣己經到了反賣台, 反併吞的危急時刻; 台灣人應該大聲的說出: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台灣人是平埔族!」 (Ethnically, Taiwanese are NOT Chinese; Taiwanese are Pingpu!).
讓「台灣認同」從「平埔族正名」運動開始推起!
力抗強權台灣人, 倒馬救台反併吞!
平埔正名, 台灣加油!
B.H. 6/2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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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自己的祖先, 尊敬自己的祖先!!
台灣人就是平埔族,
100個台灣人有97個不是中國人!!
台灣人支持平埔原住民族爭取族群正名與身分認定之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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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 7/8/2009
聖地牙哥到三紹角來回: 漫談歐人統治下台灣地名
By 陳清池 7/10/09
去年(2008)三月台灣總統選舉, 我從聖地亞哥搭機回台投票。選舉結果使支持民進党的人大失所望。 選後第二天, 住台北大直的弟弟要開車帶我去散散心，我指定先到台灣東北角的三紹角參觀, 再去基隆和平島, 最後到淡水。 筆者對於以上三觀光點, 尤其是三紹角有特別興趣, 是有原因的。
退休後搬到聖地亞哥己經七年多。當年移居南加州，一方面因太太在聖地亞哥有親戚, 另方面也因為此地天侯及風景非常吸引人。住聖地亞哥不久, 又很快親驗到南加州多族群共存及多元性文化之可愛。 我們的住址從街名, 鎮名至州名都是源自西班牙語。美國人口最多的California, 州名的確來自西語。 直至1846年, California 仍是墨西哥領土的一部分, 而墨西哥本身從1540至1810是隸屬於西班牙。南加州地名源自西語比英語及原民語言為多, 就不足為奇了。[有關加州地名, 可參考Erwin G. Gudde, California Place Names, The Origin and Etymology of Current Geographical Names (1960 Edition).]
1543 年萄匋牙人Juan Rodriquez Cabrillo 帶頭的西班牙船隊在聖地亞哥Point Loma 上岸, 其附近的海灣後耒稱Bay of San Diego, 而 岸上的城鎮則為 San Diego (聖地亞哥)。為了紀念歐人初次在加州最南端登陸, 美國聯邦政府在Point Loma設立隸屬國立公園系統的Cabrillo National Monument(紀念碑)。 据所知, 世界上僅西班牙有另一San Diego , 但是卻有不少Santiago, 幾乎西班牙航海家及征服者所到之處, 都有Santiago, 當然最有名應屬智利及古巴的Santiago。搬來聖地亞哥之後, 頭次參觀Cabrillo Monument, 很快連想到台灣東北角的三紹角不也是Santiago嗎？每有親友耒聖地亞哥, 我總是要帶他們去參觀Cabrillo Monument,並且告訴他們三紹角就是台灣的Santiago.
1626年西班牙船員在台灣東北角上陸, 此登陸點西人稱之為Santiago。 早期自閩南移民台灣的漢人以其音如「三紹角」, 因以「三紹角」稱呼之。去年三月首次訪三紹角時，我想像中直覺西人從海面方向所見三紹角應該很像San Diego的Point Loma，而且現今兩地山上都有燈塔及博物館, 甚至於山前或山腰都有墳地, Point Loma 有的是美國海軍的國家墳場 (National Cemetery), 但不同的是三紹角附近地段一直沒有發展, 至今還是個小村落， 而San Diego 則不但成為加州僅次於Los Angeles的第二大都市, 而且Bay of San Diego也成為美國主要海軍基地之一 。
當年，西人船隊於三紹角短停後, 接著佔領今基隆港灣內的社寮島(今和平島, 西人稱之為Santissima Trinidad)及滬尾(今淡水，稱之Castillo), 其勢力也及於東北部Cavalan(蛤仔難/噶瑪蘭社) 分佈之今宜蘭地區, 北台灣隨之成為西班牙殖民地, 不過西人佔領北台灣前後不過十六年(1626-1642)。
2008年三月從台灣回到聖地亞哥後, 我開始注意有關歐人統治台灣的歷史, 結果發現這方面最權威可靠的書應屬美國Emory University 史學教授Tonio Andrade 所著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008)。 Andrade 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十七世紀荷蘭人及西班牙人的原始資料, 尤其是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簡稱VOC)的文獻。我寫這篇短文, 另外也參考 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翁佳音所著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1998), 作者解讀荷人於1654年所繪著的台北, 基隆地區古地圖。主要利用這兩本書, 我試圖介紹十七世紀台灣地名, 並以地名之變遷說明外族統治下台灣人之無奈。
西班牙人稱 台灣島為”Isla Hermosa”, 葡 萄牙語與西班牙語同屬Romance 語糸、因此文法及字句很接近, 西語的”Isla Hermosa” 就是葡語的”Ilha Formosa”。 1542年葡船航行穿過台灣海峽時, 船員見翠綠的樹林遍布島上高山與山丘, 而驚喜呼叫：”Ilha Formosa (美麗之島)！” 直至二戰結朿, 歐洲人及美洲人仍以”Formosa”稱台灣。
至於「台灣」又是怎麼來的？荷人於1624年登陸於Tayouan (今安平), 就地在Tayouan 建Fort Zeelandia (熱蘭遮城), 為荷人統治台灣(1624-1662)的政治及軍事中心。但以荷人，漢人及日人多聚居Tayouan 附近平原, Tayouan 因此逐漸被用以指稱全島，而漢移民則以大員/台員/大灣/台灣音譯Tayouan。 十七世紀漢移民幾無例外, 都是耒自福建閩南講閩南語（今台灣人通稱福老台語）的漢人，[客家人則於十八世紀才開始移民台灣。] 前舉四漢名詞的閩南語發音都是Tayouan. 而Tayouan 確實是當時台南地區Siraya (希拉亞)族所取地名, 由此可見Tayouan/Taiwan/台灣源自原住民而非漢人。
十七世西班牙人有稱台灣原任民為「Indio (印第安人)」之例, 而漢人則幾無例外稱呼原民為「番」。當時所有歐人統治下台灣地名幾乎可說都是原民所取， [翁佳音認為Tamsui(淡水) 為漢人所取地名，果如是它應該是十七世紀極少數例外之一。] 但因台灣原民本無文字, [Andrade 說他們是沒有歷史的人 (They wer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歐人以羅馬拼音標示原民部落及地名。根据Andrade 書, 原民在南台灣主要部落及地名有: Soulong(蕭瓏社, 今佳里); Bacculuan (目加留灣社, 今安定及善化); Sinkan (新港社, 今新市); Mattau (麻豆社, 今麻豆); Tevorang (大武瓏社, 今大內), Tavokan (大目降社, 今新化), Dorcko (哆咯國社, 今東山); Favorlang (虎尾社, 今雲林縣虎尾);Tirosen (諸羅社, 今嘉義); Gierin (二林社, 今彰化縣二林); Taccariang (打狗社, 今高雄); Dolatok (今屏東縣東港); Pangsoya (今 屏東縣林邊); Longkiau (瑯矯社, 今屏東縣恆春); Lamey Islands (今屏東縣小琉玻)等.
1642年荷軍北征擊敗西人, 而直接擴張荷殖民地到北台灣。北台灣之地名自然也開始出現在荷人文獻, 前面提及翁佳音著書, 就是根据1654年荷人繪著基隆，台北地區古地圖, 研究當代北台灣地理及原民社之分佈。
根据熟習荷文的翁佳音之研究, 就地標如山, 河, 港口及海角等而言, 這張古地圖是相當正確的, 該圖亦相當生動與有趣地標示田園, 森林, 山脈及未墾平埔地。我個人詳閱翁書後，同意翁氏的看法。去年三月總統大選後, 在家弟的Condo住過兩晚, 每天清晨在大直地區基隆河邊的河濱公園, 沿河北岸之步道, 一直往西南走到圓山前中山橋下折回。基於那兩天的經驗與認識, 筆者對翁氏書「第二章基隆河流域」特感興趣。地圖上有”Langeracq” (荷文意「長直河段」), 一直延伸到”Marnats bos (馬那特森林/山), 「長直河段」河之北岸有原民屋舍群也標示圖上。翁氏認為Marnats bos 就是今「圓山」, 「長直河段」即今「大直」，而原民屋舍群則為Cattaijo (搭搭攸)社。 他並指出西班牙人稱基隆河為Kimazon(奇馬遜) 河, 而荷人則稱之為Ritsouquire revier (里族河)。圓山到關渡之河段, 基隆河相當曲折，且河水開始西北流, 在今淡水入海。翁氏認定圖上Ruijhrn Hoeck (野生灌木林河角), 無異就是今天的關渡。關渡以下河床廣且長, 這條河當然是今淡水河。凡此種種，引起我回想去年三月漫步大直地段之基隆河北岸，頗有如四百年前原民之消遙生活於河邊。
1654年古地圖列有六十一 原民社,河川, 港灣, 建物名等, 以下僅列舉沿海岸及河川沿岸之主要原民社如下: Kelang (雞籠, 西班牙人取名為 La Santissima Trinidad 聖三位一体, 今基隆); Quimoury/Kimaurij (金包里社, 今為金山鄉專稱); Tapparij (沙巴里原社, 在今淡水中心); Sinack/Senar (林子社, 在今淡水林子); Rapan [是Kipatou/Pattau (北投社) 頭目之名, 此社在今淡水北投里]; Sirough/Chiron (秀朗社，今永和市); Kimassou/Malsaou (麻少翁社, 今士林); Cattaijo (搭搭攸社, 今大直), Litts(ouc)/Litsock (里族社, 今松山); Pinorouan (武勞灣社, 今板橋); Rijbats/Ribats (里末社, 今板橋); Prarihoon (八里岔社, 在今淡水河南岸); Tapien (大坌坑社, 在今淡水河南岸之觀音山) 等, 以上諸社多數在基隆河及淡水河之兩岸,它們屬於北台灣通常冠稱之Ketagaran (凱達格蘭)族 。
十七世紀荷人為培植台灣農業, 自福建大量引進講閩南語的漢農。 漢人以漢字音譯台灣原民地名。漢文字因是象形/會意文字, 當然不如語音文字之羅馬字, 後者比前者可以更正確地標示原民地名之聲音。 試舉例以說明, Kelang 原先僅指小島(雞籠嶼/社寮島, 今和平島), 後延伸指附近陸地的大 Kelang, 閩南系漢人以其音近似「雞籠」, 因以此漢名稱之。1875年清官吏以較文雅的「基隆」取代「雞籠」, 兩組漢名如以閩南語發音同為Kelang, 但如以北京官話(Mandarin)發音則為Chi-lung/Jilong。 1895年日本領台後, 依日語讀漢字, 「基隆」成為Kirun/Kiirun。Taccariang之例，更是有趣, 閩南系漢人先把Taccariang 縮短為Taccau, 而後以漢字「打狗」音譯之。1895日本領台後, 將打狗發展成一主要港口, 而以「高雄」取代「打狗」。依日語「高雄」仍然發音為Takao, 但中國國民党政權据台後，「高雄」依北京話卻讀成Kao-hsiung, 從Kao-hsiung 已聽不出其與原民的Taccariang有絲毫關係。再舉一到，屏東縣南部有一鄉 名「滿州」, 是否有人自滿州國移民耒台時把滿州地名也移植台灣？原來, 早在滿州國成立之前，日本殖民者以地名「蚊蟀(閩南語讀Ban-su)」, 音似「滿州(日語讀成Manshu)」, 因於1920年正式改地名為「滿州」。Bansu 應是源自原民的地名, 但「滿州」如依北京話讀則為Man-zhou, 當然與原音差距大。或者有人說「雞籠」，「打狗」及「蚊蟀」非常不文雅，是漢人輕視原民，所以選用，我不以為然，試想十七世紀赴台漢人，幾無例外都是文盲又貧困的農人，對他們來說，最要緊的應是不但能模仿原民發音並有助記憶，以上音譯漢字之妙，不言可喻。再說，其後外來統治者所採用看似文雅的地名，反而進一步引起新難題。歸根就底，原民地名如以漢字代替, 其發音因人而異, 結果可能盡失原音。
以上所舉諸例, 顯示殖民統治下台灣可悲的現象。台灣的外耒政權, 不僅因開發新領地，而需有新地名附與新開發地, 同時也因其他种种原因, 而以新名取代舊名, 致使四百年前原民在台灣西部平原的地名幾乎消失殆盡, 而歐人命名的地名更似乎僅存三紹角(Santiago)。在前後諸外耒政權中、中國國民黨政權因政治考量, 而造成新地名無限增加之現象。純綷日本式地名，如 當時台北圓山「昭和橋」改為「中山橋」，而台灣遠高於富士山的「新高山」被改名為「玉山」, 又, 城鎮,學校及都市街道更是幾乎一律取中國人名如「中山」及「中正」或中國本土原有地名。甚至 高雄縣內以布農原民居多數的「瑪雅村」被改名為「三民鄉」, 類似之例多不勝舉。
馬英九與其中國國民党政權於2008年五月再次掌權後, 以意識形態掛帥,在國內鴨霸至極，不顧民意，我行我素。最近馬英九獨自裁定, 要在七月裹把台北市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 改回為國立中正紀念堂。相反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政權, 馬英九卻硬不起耒，處處妥協讓步, 甚至犧牲台灣主權及尊嚴, 接受北京「一中原則」。 例如，最近經北京之認可， 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 取得國際衛生組織(WHO)的2008年度觀察員身份。馬英九不但不認為此舉有損台灣之尊嚴及主權, 且沾沾自喜誇言是他在國際上一大突破，這豈非天大笑話？凡此種種, 都說明四百年耒台灣人在一系列外來殖民政權統治下之悲哀。
去年(2008)三月台灣總統選舉, 我從聖地亞哥搭機回台投票。選舉結果使支持民進党的人大失所望。 選後第二天, 住台北大直的弟弟要開車帶我去散散心，我指定先到台灣東北角的三紹角參觀, 再去基隆和平島, 最後到淡水。 筆者對於以上三觀光點, 尤其是三紹角有特別興趣, 是有原因的。
退休後搬到聖地亞哥己經七年多。當年移居南加州，一方面因太太在聖地亞哥有親戚, 另方面也因為此地天侯及風景非常吸引人。住聖地亞哥不久, 又很快親驗到南加州多族群共存及多元性文化之可愛。 我們的住址從街名, 鎮名至州名都是源自西班牙語。美國人口最多的California, 州名的確來自西語。 直至1846年, California 仍是墨西哥領土的一部分, 而墨西哥本身從1540至1810是隸屬於西班牙。南加州地名源自西語比英語及原民語言為多, 就不足為奇了。[有關加州地名, 可參考Erwin G. Gudde, California Place Names, The Origin and Etymology of Current Geographical Names (1960 Edition).]
1543 年萄匋牙人Juan Rodriquez Cabrillo 帶頭的西班牙船隊在聖地亞哥Point Loma 上岸, 其附近的海灣後耒稱Bay of San Diego, 而 岸上的城鎮則為 San Diego (聖地亞哥)。為了紀念歐人初次在加州最南端登陸, 美國聯邦政府在Point Loma設立隸屬國立公園系統的Cabrillo National Monument(紀念碑)。 据所知, 世界上僅西班牙有另一San Diego , 但是卻有不少Santiago, 幾乎西班牙航海家及征服者所到之處, 都有Santiago, 當然最有名應屬智利及古巴的Santiago。搬來聖地亞哥之後, 頭次參觀Cabrillo Monument, 很快連想到台灣東北角的三紹角不也是Santiago嗎？每有親友耒聖地亞哥, 我總是要帶他們去參觀Cabrillo Monument,並且告訴他們三紹角就是台灣的Santiago.
1626年西班牙船員在台灣東北角上陸, 此登陸點西人稱之為Santiago。 早期自閩南移民台灣的漢人以其音如「三紹角」, 因以「三紹角」稱呼之。去年三月首次訪三紹角時，我想像中直覺西人從海面方向所見三紹角應該很像San Diego的Point Loma，而且現今兩地山上都有燈塔及博物館, 甚至於山前或山腰都有墳地, Point Loma 有的是美國海軍的國家墳場 (National Cemetery), 但不同的是三紹角附近地段一直沒有發展, 至今還是個小村落， 而San Diego 則不但成為加州僅次於Los Angeles的第二大都市, 而且Bay of San Diego也成為美國主要海軍基地之一 。
當年，西人船隊於三紹角短停後, 接著佔領今基隆港灣內的社寮島(今和平島, 西人稱之為Santissima Trinidad)及滬尾(今淡水，稱之Castillo), 其勢力也及於東北部Cavalan(蛤仔難/噶瑪蘭社) 分佈之今宜蘭地區, 北台灣隨之成為西班牙殖民地, 不過西人佔領北台灣前後不過十六年(1626-1642)。
2008年三月從台灣回到聖地亞哥後, 我開始注意有關歐人統治台灣的歷史, 結果發現這方面最權威可靠的書應屬美國Emory University 史學教授Tonio Andrade 所著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008)。 Andrade 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十七世紀荷蘭人及西班牙人的原始資料, 尤其是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簡稱VOC)的文獻。我寫這篇短文, 另外也參考 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翁佳音所著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1998), 作者解讀荷人於1654年所繪著的台北, 基隆地區古地圖。主要利用這兩本書, 我試圖介紹十七世紀台灣地名, 並以地名之變遷說明外族統治下台灣人之無奈。
西班牙人稱 台灣島為”Isla Hermosa”, 葡 萄牙語與西班牙語同屬Romance 語糸、因此文法及字句很接近, 西語的”Isla Hermosa” 就是葡語的”Ilha Formosa”。 1542年葡船航行穿過台灣海峽時, 船員見翠綠的樹林遍布島上高山與山丘, 而驚喜呼叫：”Ilha Formosa (美麗之島)！” 直至二戰結朿, 歐洲人及美洲人仍以”Formosa”稱台灣。
至於「台灣」又是怎麼來的？荷人於1624年登陸於Tayouan (今安平), 就地在Tayouan 建Fort Zeelandia (熱蘭遮城), 為荷人統治台灣(1624-1662)的政治及軍事中心。但以荷人，漢人及日人多聚居Tayouan 附近平原, Tayouan 因此逐漸被用以指稱全島，而漢移民則以大員/台員/大灣/台灣音譯Tayouan。 十七世紀漢移民幾無例外, 都是耒自福建閩南講閩南語（今台灣人通稱福老台語）的漢人，[客家人則於十八世紀才開始移民台灣。] 前舉四漢名詞的閩南語發音都是Tayouan. 而Tayouan 確實是當時台南地區Siraya (希拉亞)族所取地名, 由此可見Tayouan/Taiwan/台灣源自原住民而非漢人。
十七世西班牙人有稱台灣原任民為「Indio (印第安人)」之例, 而漢人則幾無例外稱呼原民為「番」。當時所有歐人統治下台灣地名幾乎可說都是原民所取， [翁佳音認為Tamsui(淡水) 為漢人所取地名，果如是它應該是十七世紀極少數例外之一。] 但因台灣原民本無文字, [Andrade 說他們是沒有歷史的人 (They wer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歐人以羅馬拼音標示原民部落及地名。根据Andrade 書, 原民在南台灣主要部落及地名有: Soulong(蕭瓏社, 今佳里); Bacculuan (目加留灣社, 今安定及善化); Sinkan (新港社, 今新市); Mattau (麻豆社, 今麻豆); Tevorang (大武瓏社, 今大內), Tavokan (大目降社, 今新化), Dorcko (哆咯國社, 今東山); Favorlang (虎尾社, 今雲林縣虎尾);Tirosen (諸羅社, 今嘉義); Gierin (二林社, 今彰化縣二林); Taccariang (打狗社, 今高雄); Dolatok (今屏東縣東港); Pangsoya (今 屏東縣林邊); Longkiau (瑯矯社, 今屏東縣恆春); Lamey Islands (今屏東縣小琉玻)等.
1642年荷軍北征擊敗西人, 而直接擴張荷殖民地到北台灣。北台灣之地名自然也開始出現在荷人文獻, 前面提及翁佳音著書, 就是根据1654年荷人繪著基隆，台北地區古地圖, 研究當代北台灣地理及原民社之分佈。
根据熟習荷文的翁佳音之研究, 就地標如山, 河, 港口及海角等而言, 這張古地圖是相當正確的, 該圖亦相當生動與有趣地標示田園, 森林, 山脈及未墾平埔地。我個人詳閱翁書後，同意翁氏的看法。去年三月總統大選後, 在家弟的Condo住過兩晚, 每天清晨在大直地區基隆河邊的河濱公園, 沿河北岸之步道, 一直往西南走到圓山前中山橋下折回。基於那兩天的經驗與認識, 筆者對翁氏書「第二章基隆河流域」特感興趣。地圖上有”Langeracq” (荷文意「長直河段」), 一直延伸到”Marnats bos (馬那特森林/山), 「長直河段」河之北岸有原民屋舍群也標示圖上。翁氏認為Marnats bos 就是今「圓山」, 「長直河段」即今「大直」，而原民屋舍群則為Cattaijo (搭搭攸)社。 他並指出西班牙人稱基隆河為Kimazon(奇馬遜) 河, 而荷人則稱之為Ritsouquire revier (里族河)。圓山到關渡之河段, 基隆河相當曲折，且河水開始西北流, 在今淡水入海。翁氏認定圖上Ruijhrn Hoeck (野生灌木林河角), 無異就是今天的關渡。關渡以下河床廣且長, 這條河當然是今淡水河。凡此種種，引起我回想去年三月漫步大直地段之基隆河北岸，頗有如四百年前原民之消遙生活於河邊。
1654年古地圖列有六十一 原民社,河川, 港灣, 建物名等, 以下僅列舉沿海岸及河川沿岸之主要原民社如下: Kelang (雞籠, 西班牙人取名為 La Santissima Trinidad 聖三位一体, 今基隆); Quimoury/Kimaurij (金包里社, 今為金山鄉專稱); Tapparij (沙巴里原社, 在今淡水中心); Sinack/Senar (林子社, 在今淡水林子); Rapan [是Kipatou/Pattau (北投社) 頭目之名, 此社在今淡水北投里]; Sirough/Chiron (秀朗社，今永和市); Kimassou/Malsaou (麻少翁社, 今士林); Cattaijo (搭搭攸社, 今大直), Litts(ouc)/Litsock (里族社, 今松山); Pinorouan (武勞灣社, 今板橋); Rijbats/Ribats (里末社, 今板橋); Prarihoon (八里岔社, 在今淡水河南岸); Tapien (大坌坑社, 在今淡水河南岸之觀音山) 等, 以上諸社多數在基隆河及淡水河之兩岸,它們屬於北台灣通常冠稱之Ketagaran (凱達格蘭)族 。
十七世紀荷人為培植台灣農業, 自福建大量引進講閩南語的漢農。 漢人以漢字音譯台灣原民地名。漢文字因是象形/會意文字, 當然不如語音文字之羅馬字, 後者比前者可以更正確地標示原民地名之聲音。 試舉例以說明, Kelang 原先僅指小島(雞籠嶼/社寮島, 今和平島), 後延伸指附近陸地的大 Kelang, 閩南系漢人以其音近似「雞籠」, 因以此漢名稱之。1875年清官吏以較文雅的「基隆」取代「雞籠」, 兩組漢名如以閩南語發音同為Kelang, 但如以北京官話(Mandarin)發音則為Chi-lung/Jilong。 1895年日本領台後, 依日語讀漢字, 「基隆」成為Kirun/Kiirun。Taccariang之例，更是有趣, 閩南系漢人先把Taccariang 縮短為Taccau, 而後以漢字「打狗」音譯之。1895日本領台後, 將打狗發展成一主要港口, 而以「高雄」取代「打狗」。依日語「高雄」仍然發音為Takao, 但中國國民党政權据台後，「高雄」依北京話卻讀成Kao-hsiung, 從Kao-hsiung 已聽不出其與原民的Taccariang有絲毫關係。再舉一到，屏東縣南部有一鄉 名「滿州」, 是否有人自滿州國移民耒台時把滿州地名也移植台灣？原來, 早在滿州國成立之前，日本殖民者以地名「蚊蟀(閩南語讀Ban-su)」, 音似「滿州(日語讀成Manshu)」, 因於1920年正式改地名為「滿州」。Bansu 應是源自原民的地名, 但「滿州」如依北京話讀則為Man-zhou, 當然與原音差距大。或者有人說「雞籠」，「打狗」及「蚊蟀」非常不文雅，是漢人輕視原民，所以選用，我不以為然，試想十七世紀赴台漢人，幾無例外都是文盲又貧困的農人，對他們來說，最要緊的應是不但能模仿原民發音並有助記憶，以上音譯漢字之妙，不言可喻。再說，其後外來統治者所採用看似文雅的地名，反而進一步引起新難題。歸根就底，原民地名如以漢字代替, 其發音因人而異, 結果可能盡失原音。
以上所舉諸例, 顯示殖民統治下台灣可悲的現象。台灣的外耒政權, 不僅因開發新領地，而需有新地名附與新開發地, 同時也因其他种种原因, 而以新名取代舊名, 致使四百年前原民在台灣西部平原的地名幾乎消失殆盡, 而歐人命名的地名更似乎僅存三紹角(Santiago)。在前後諸外耒政權中、中國國民黨政權因政治考量, 而造成新地名無限增加之現象。純綷日本式地名，如 當時台北圓山「昭和橋」改為「中山橋」，而台灣遠高於富士山的「新高山」被改名為「玉山」, 又, 城鎮,學校及都市街道更是幾乎一律取中國人名如「中山」及「中正」或中國本土原有地名。甚至 高雄縣內以布農原民居多數的「瑪雅村」被改名為「三民鄉」, 類似之例多不勝舉。
馬英九與其中國國民党政權於2008年五月再次掌權後, 以意識形態掛帥,在國內鴨霸至極，不顧民意，我行我素。最近馬英九獨自裁定, 要在七月裹把台北市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 改回為國立中正紀念堂。相反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政權, 馬英九卻硬不起耒，處處妥協讓步, 甚至犧牲台灣主權及尊嚴, 接受北京「一中原則」。 例如，最近經北京之認可， 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 取得國際衛生組織(WHO)的2008年度觀察員身份。馬英九不但不認為此舉有損台灣之尊嚴及主權, 且沾沾自喜誇言是他在國際上一大突破，這豈非天大笑話？凡此種種, 都說明四百年耒台灣人在一系列外來殖民政權統治下之悲哀。
Tuesday, February 24, 2009
從組織抗原推論閩南人及客家人，所謂「台灣人」的來源
http://www.wufi.org.tw/linmali.htm
林媽利 (馬偕紀念醫院輸血醫學研究室)
摘要台灣的閩南人及客家人也就是所謂的「台灣人」(以下均以括弧的「台灣人」代表閩南人及客家人)，是近幾世紀以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移民的後代，在基因上經族群系統發生樹( phylogenetic tree )及族群相關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 研究計算後，發現閩南人及客家人是屬於南亞洲人種，這剛好配合民族史的記載，認為「台灣人」是大陸東南沿海原住民「越族」的後代。A33-B58-DRB1*03 ( 即A33-Cw10-B58-DRB1*03-DQB1*02 )是「台灣人」最常見的組織抗原(HLA)半套體，頻率為6.3%，而這半套體在新加坡華人及泰國華人也算是最常見，顯示這是被完整保留下來的古代越族的基因。
前言「台灣人」是台灣島上最大的族群，袓先是近400年從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移民過來的。先民到達台灣後，不少和原住民通婚，主要是和平地的平埔族，也有和高山原住民。在我們以前的研究發現「台灣人」13%的基因( HLA-A,B,C半套體 )是來自原住民，在那個研究我們是做了九族高山原住民及在消失中的「巴宰」平埔族的研究，這雖然顯示「台灣人」的基因中並沒有像想像中的有許多原住民的基因，但因為昔日的九族平埔族現在已不易找到，無從研究及比較，所以到底有多少現在「台灣人」的基因是來自這些已經消失的平埔族是不得而知的(參考文獻1)。但是另一方面「台灣人」經口述或從族譜代代相傳，自認「台灣人」的祖先是來自中國北方的中原，在漢朝及以後的幾百年當中為了逃避北方匈奴的侵略而南遷到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所以「台灣人」應該算是北方中原漢人的純種後代，所以屬於偉大的漢人傳統「華夏」。在這研究中我們分析閩南人及客家人的HLA(為組織抗原的簡稱)資料，建構族群系統發生樹、畫製族群的相關分析圖、追蹤及比對在閩南人客家人最常見的HLA半套體在別族群出現的情形，借此希望澄清有關「台灣人」的來源。
材料及方法我們研究在馬偕醫院做家族血緣關係的123個家族，當中共有167人為互相無血緣關係的「台灣人」，其中136人有閩南人的雙親，24人有客家人的雙親，及7個人各有一個閩南人及客家人的父母。
血液檢體經血清學的方法利用Terasaki Chinese HLA-A,B,C 72洞的測定盤及後來的Terasaki單株抗體亞洲HLA class I測定盤，以測定HLA型別。所有的檢體也都經我們發展出來的「台灣HLA class I測定盤」測試。HLA-class II DNA的測定是用中等解析度的One Lamda Micro SSP Generic HLA class II DNA測定盤做的。我們也檢測取自75個互相無血緣關係客家人的血液檢體(32人取自屏東縣萬巒鄉及內埔鄉，43人取自新竹縣新埔鎮)，這些人的父母親都是客家人。我們將這75個檢體當成panel細胞參加1998年日本紅十字會中心區組織配合研討會，所以這些細胞和日本、韓國、泰國、美國、非洲及台灣等參加的實驗室收集到的420個抗血清反應，而測定出HLA class I的分型。這75人也做HLA class II的DNA測定。 136個閩南人及99個客家人 ( 24+75 ) 的HLA-A, B, C, DRB1及DQB1基因頻率是根據第11屆國際組織抗原研討會(11th IHW)發展出來的最大的可能性法 (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 計算得到(參考文獻2)。至於A-Cw-B, A-B-DRB1及A-Cw-B-DRB1-DQB1半套體的頻率是經由直接計算血緣鑑定個案的半套體數得到。族群間基因距離的遠近D (1972年 Nei的標準基因距離，參考文獻3)及DA (1983年Nei設計，參考文獻4)的計算是依據本報告的頻率與11th IHW許多別族群HLA-A,B,C基因頻率的報告(見參考文獻5)的比較，再經 “ODEN”計算(一個開放使用的電腦軟體)。我們研究的族群標明在圖1，計算出的基因距離D經鄰近連接法( neighbor-joining method，參考文獻6 ) 建構的族群系統發生樹如圖2。根據許多族群不同的HLA-A,B,C基因頻率，經Vista ( 一個開放使用的電腦軟體，http://forrest.psych.unc.edu )畫製出來的族群相關分析圖如圖3，這報告研究的族群包含本報告的閩南人、客家人及11th IHW的許多族群。
結果136個閩南人及99個客家人HLA-A, B, C, DRB1及DQB1的基因頻率如表1，可見到A2及B27的基因頻率在這兩族群間有明顯的差別(P < 0.05)，這很可能是由於我們個案數不夠引起的，因為在另一多個案數的研究報告中並沒有這個差別(參考文獻7)。客家人Cw8基因頻率較高而CBL較低，可能是因為客家人的檢體大部份由420個HLA抗血清測定而得到的結果，因為一般的測定盤較不易測到Cw8而變成CBL。A2, A1101, B60, B46, B58, B13, Cw10, Cw7, Cw1, DRB1*04, DRB1*09, DQB1*06, DQB1*0301及DQB1*05在這兩個族群中有高的基因頻率。分析「台灣人」HLA半套體A-Cw-B, A-B-DR及A-Cw-B-DR-DQ在我們研究的家族中出現的情形，結果發現A-Cw-B 3個基因位半套體有在這些「台灣人」家族中共出現126不同的組合，A-B-DR有212組，A-Cw-B-DR-DQ有247組。只有A-Cw-B 3個基因位的半套體在這些家族出現的數目超過6次的才顯示於表2，而A-Cw-B-DR-DQ 5個基因位的半套體數出現超過4次的顯示於表3。從表2可見5個最常見A-Cw-B 3個基因位的半套體是A33-Cw10-B58 (10.8%)，A2-Cw1-B46 (7.8%)，A1101-Cw7-B60 (5.7%)，A1101-Cw10-B13 (3.9%)及A1101-Cw1-B46 (3.2%)，而5個最常見的A-B-DR 3個基因位的半套體是A33-B58-DRB1*03 (6.3%)，A2-B46-DRB1*09 (3.0%)，A33-B58-DRB1*13 (3.0%)，A1101-B13-DRB1*15 (1.8%)及A1101-B75-DRB1*12 (1.8%)。表3顯示在「台灣人」3個最常見的A-Cw-B-DR-DQ 5個基因位的半套體是A33-Cw10-B58-DRB1*03-DQB1*02 (6.3%)，A33-Cw10-B58-DRB1*13-DQB1*06 (3%) 及A2-Cw1-B46-DRB1*09-DQB1*0303 (2.7%)。從計算得到基因距離的D所建構的族群系統發生樹如圖2，可以看到閩南人及客家人先合併在一起(顯示為基因最接近及最相似的2個族群)，然為後再和泰國華人及新加坡華人接連起來，成一個發生樹的一枝，這一枝和旁邊的由泰國人、越南人、布依族人形成的一枝及由南方漢人及苗族所成的一枝連起來而成南亞洲族群枝。黎族成一獨立的一枝，而北方漢人與北亞洲族群的回族、滿族、蒙古人、Buriat人、Uygur人、哥薩克人、韓國人、日本人及鄂倫春人在一起。我們用DA建構的族群系統發生樹也是將南亞洲及北亞洲族群分開。以基因頻率計算及繪製的有關閩南人、客家人及許多亞洲族群的族群相對分析圖，點畫出的關係如圖3，同樣顯示閩南人、客家人與其他南方的亞洲族群包括南方漢人、新加坡華人及泰國華人靠近而成一群。北方漢人和韓國人、滿族及回族成一群。台灣原住民和新幾內亞高地人成另一群。
討論因為HLA是多變異及多樣化的基因系統，所以是研究族群關係很好的材料，HLA在不同族群間所顯示的差異比別的基因系統還要明顯，且利用HLA的半套體研究時差異更顯著，所以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族群關係的指標。許多半套體由特定的HLA基因構成而經過幾千年許多世代的傳嫡而不改變，而且每個特定的半套體的分佈有其地域的限制。所以HLA半套體在探討相近族群間的關係時是強而有力的基因標誌 (參考資料8)。利用家族的分析是研究多個基因位上HLA半套體的分佈情形最好的方法，雖然過去有幾個有關台灣HLA半套體分佈的研究，都是經統計計算得到的，我們的報告是第一個用家族的分析得到「台灣人」HLA半套體分佈的情形而加以研究的。 A33-B58-DRB1*03是「台灣人」最常見A-B-DR 3個基因位的半套體(6.3%)，且完整的經過千年被保存下來，其相對的五個基因位半套體是同頻率的A33-Cw10-B58-DRB1*03-DQB1*02 (6.3%)。慈濟台灣骨髓登錄也和我們有相似的結果(參考文獻7)，他們經計算也發現A33-B58-DR17( 即DRB1*03 )半套體是「台灣人」最常見的半套體，佔閩南人7137人中5.5%，及客家人714人中5.10%。A33-B58-DRB1*03半套體也在東南亞(泰國華人7.1%，新加坡華人4.4%，參考文獻5)及北方亞洲人發現(在烏魯木齊的漢人3.5%，蒙古的Khalha族3.4%、烏魯木齊的Uygur 1.8%、哥薩克人 1.8%、韓國人1.2%，參考文獻9、10)，而同樣的5個基因位的半套體在泰人可以看到(泰國人2.2%，Black Thai 2.8% ，參考文獻11)。另一有趣的所見是HLA-A,B 2個基因位的半套體A33-B58在南方漢人(檢驗人數為138人，取自湖南及福建2省，參考文獻5)只有2.4%，如再加上檢測DR基因位而成A-B-DR半套體時，因所得數目太小在11th IHW變成無意義的數目。另一方面較早期的報告A33-B17( B58是屬於B17 )的半套體在南方漢人的頻率(檢驗844人)是1.53%而南方少數民族(檢驗621人)的頻率為1.29%(參考文獻12)。在另一個報告，A33-Cw10-B58在北方漢人發現(檢驗196人)為3.1% (參考文獻13)，但這跟隨的DR基因在東北亞洲人應該是DR13而不是在「台灣人」的DR3，所以B58-DR3半套體的分佈是明顯的集中在東南亞的族群(參考文獻8)。A33-Cw10-B58-DRB1*03-DQB1*02的3或5個基因位的半套體雖然可在東亞或東南亞看到，但最高的頻率是在「台灣人」、新加坡華人及泰國華人，而這三個族群的祖先都是在近幾百年才從大陸東南沿海移民出去的，因此這半套體可以說是這三個族群一直保存下來的遺傳標誌。
「台灣人」第二個常見的3個基因位的半套體在我們的研究是A2-B46-DRB1*09 (3.0%)，根據文獻也在別的族群發現，包括新加坡華人(7.7%)、越南人(5.2%)、南方漢人(5.1%)、泰國人(4.7%)及泰國華人(2.4%)，而相對的5個基因位的半套體A2-Cw1-B46-DRB1*09-DQB1*0303 (2.7%)也在Black Thai (8.3%)，Dai Lui(泰北的傣族5.1%) 及泰國人(2.1%) 看到，顯示為亞洲南方族群的半套體(參考文獻5、8、11)。就單單從許多HLA研究的結果，長久以來即已經知道北方漢人及南方漢人在基因上不同(參考文獻7、8、14、15)，這和發現的中國史前資料及有文字記載以後的歷史相配合。「中原文化」是在中國北方黃河的黃土高原發展出來的，從最近挖掘出來的粟米(millets)可以追朔到公元前6到7千年之久。中原文化在夏、商、周時期是在長江以北，直到秦朝(公元前221-206年)後政治的勢力才及於中國大陸的中南方(參考文獻17)。最近的考古研究發現在中國大陸南方，在同一個時候存在另一個獨立且不同於中原文化的「越沿海文化」，從長江三角洲到越南北方的紅河三角洲(參考文獻18)。但是南方的歷史只從公元前500年左右吳越相爭之前才開始有的，越王勾踐的「臥薪嚐膽」復國的故事是大家所熟悉的。「越族」是指大陸東南沿海( 浙江、福建、廣東及廣西 )的居民，在漢朝以前因為這地區文化的多樣性而被稱為「百越」。除了春秋戰國的吳越相爭及在漢朝時期部份越族的北移外，在中國的歷史(即中原文化的歷史)並沒有太多有關越族的記載，因為在中國的歷史除了中原文化外，其他族群均屬「蠻族」(參考文獻17、19)。閩人及台灣閩南人的祖先是居住在福建的越族，根據林惠祥(參考文獻17)及Meacham的研究(參考文獻19)，今日的閩人是東南沿海地區原住民「越族」的後代，雖然在秦漢及接下來的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時期，因為戰亂北方中原人士紛紛南遷，而可能引起部份有限的中原基因的滲入。當「越」的文化漸漸被「漢」化後，「越族」就在歷史上被改名成「漢族」，導至今日台灣的閩南人錯誤的判斷且自認為是純種北方漢族的後代。在中國歷史上許多民族接受漢文化而漢化，後來這些人民也常常宣稱他們是漢族，這是因為在過去漢文化是強勢文化，所以當了漢人可得到利益及社會地位(參考文獻17、19、20)。在客家人的情形也是相似，在南宋(1127-1279AD)或更早的時期有少數的中原家族南遷到東南沿海的山區，這些人以強勢的漢文化在文化及語言上影響周遭的原住民，特別是住在廣東的越族，所以以早期的少數中原移民加上眾多的越族而成客家族群(參考文獻21)。
我們以統計得到基因距離D及DA建構的族群系統發生樹，顯示閩南人與客家人有相當一致的基因，所以先合在一起，然後再和泰國華人、新加坡華人合併成一枝，而這些族群都是起緣於東南沿岸的原住民「越族」，其中最重要的是「台灣人」明顯的和北方漢人分開。慈濟骨髓登錄的資料建構的族群系統發生樹顯示「台灣人」和南方漢人合併，但和北方漢人分開(參考文獻8)。其他許多HLA的研究，及別的基因和遺傳標誌，像免疫球蛋白(參考文獻22)、血型(參考文獻23)、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參考文獻24)及染色體DNA微衛星(參考文獻25)等，都明顯的把「台灣人」和北方漢人分開。不久前中國北京的中科院遺傳研究所和美國史坦福大學Cavalli-Sforza合作研究，以中國人的姓氏及三種簡單的血型分佈情形將北方漢人與南方漢人分開(參考文獻20)，在該項研究中南方漢人再被分為3群，即長江下游以上海為中心的一群、長江流域的一群及另一群屬於越族的東南沿海地區及島嶼(包括台灣)的居民。中國人的姓氏約有4000年的歷史而且是由男性傳承，所以可以認為代表Y染色體的遺傳，該研究更借著中國的28省加上台灣以ABO、MN及Rh(D) 血型的基因頻率而計算出族群的關係，畫製成的第一度及第二度空間上的族群主要相關圖明顯的把東南沿海地區及台灣的居民(即越族)與其他地區的居民分開。
以上資料顯示南方漢人是緣自南方而有別於北方漢人，「台灣人」是古代越族的後代而保存著古代越族的基因A33-Cw10-B58-DRB1*03-DQB1*02。有關「台灣人」與南方漢人的基因距離的遠近，有待將來的研究，因為現在這研究中所用的南方漢人資料有一半是自福建(參考文獻5)。
林媽利 (馬偕紀念醫院輸血醫學研究室)
摘要台灣的閩南人及客家人也就是所謂的「台灣人」(以下均以括弧的「台灣人」代表閩南人及客家人)，是近幾世紀以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移民的後代，在基因上經族群系統發生樹( phylogenetic tree )及族群相關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 研究計算後，發現閩南人及客家人是屬於南亞洲人種，這剛好配合民族史的記載，認為「台灣人」是大陸東南沿海原住民「越族」的後代。A33-B58-DRB1*03 ( 即A33-Cw10-B58-DRB1*03-DQB1*02 )是「台灣人」最常見的組織抗原(HLA)半套體，頻率為6.3%，而這半套體在新加坡華人及泰國華人也算是最常見，顯示這是被完整保留下來的古代越族的基因。
前言「台灣人」是台灣島上最大的族群，袓先是近400年從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移民過來的。先民到達台灣後，不少和原住民通婚，主要是和平地的平埔族，也有和高山原住民。在我們以前的研究發現「台灣人」13%的基因( HLA-A,B,C半套體 )是來自原住民，在那個研究我們是做了九族高山原住民及在消失中的「巴宰」平埔族的研究，這雖然顯示「台灣人」的基因中並沒有像想像中的有許多原住民的基因，但因為昔日的九族平埔族現在已不易找到，無從研究及比較，所以到底有多少現在「台灣人」的基因是來自這些已經消失的平埔族是不得而知的(參考文獻1)。但是另一方面「台灣人」經口述或從族譜代代相傳，自認「台灣人」的祖先是來自中國北方的中原，在漢朝及以後的幾百年當中為了逃避北方匈奴的侵略而南遷到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所以「台灣人」應該算是北方中原漢人的純種後代，所以屬於偉大的漢人傳統「華夏」。在這研究中我們分析閩南人及客家人的HLA(為組織抗原的簡稱)資料，建構族群系統發生樹、畫製族群的相關分析圖、追蹤及比對在閩南人客家人最常見的HLA半套體在別族群出現的情形，借此希望澄清有關「台灣人」的來源。
材料及方法我們研究在馬偕醫院做家族血緣關係的123個家族，當中共有167人為互相無血緣關係的「台灣人」，其中136人有閩南人的雙親，24人有客家人的雙親，及7個人各有一個閩南人及客家人的父母。
血液檢體經血清學的方法利用Terasaki Chinese HLA-A,B,C 72洞的測定盤及後來的Terasaki單株抗體亞洲HLA class I測定盤，以測定HLA型別。所有的檢體也都經我們發展出來的「台灣HLA class I測定盤」測試。HLA-class II DNA的測定是用中等解析度的One Lamda Micro SSP Generic HLA class II DNA測定盤做的。我們也檢測取自75個互相無血緣關係客家人的血液檢體(32人取自屏東縣萬巒鄉及內埔鄉，43人取自新竹縣新埔鎮)，這些人的父母親都是客家人。我們將這75個檢體當成panel細胞參加1998年日本紅十字會中心區組織配合研討會，所以這些細胞和日本、韓國、泰國、美國、非洲及台灣等參加的實驗室收集到的420個抗血清反應，而測定出HLA class I的分型。這75人也做HLA class II的DNA測定。 136個閩南人及99個客家人 ( 24+75 ) 的HLA-A, B, C, DRB1及DQB1基因頻率是根據第11屆國際組織抗原研討會(11th IHW)發展出來的最大的可能性法 (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 計算得到(參考文獻2)。至於A-Cw-B, A-B-DRB1及A-Cw-B-DRB1-DQB1半套體的頻率是經由直接計算血緣鑑定個案的半套體數得到。族群間基因距離的遠近D (1972年 Nei的標準基因距離，參考文獻3)及DA (1983年Nei設計，參考文獻4)的計算是依據本報告的頻率與11th IHW許多別族群HLA-A,B,C基因頻率的報告(見參考文獻5)的比較，再經 “ODEN”計算(一個開放使用的電腦軟體)。我們研究的族群標明在圖1，計算出的基因距離D經鄰近連接法( neighbor-joining method，參考文獻6 ) 建構的族群系統發生樹如圖2。根據許多族群不同的HLA-A,B,C基因頻率，經Vista ( 一個開放使用的電腦軟體，http://forrest.psych.unc.edu )畫製出來的族群相關分析圖如圖3，這報告研究的族群包含本報告的閩南人、客家人及11th IHW的許多族群。
結果136個閩南人及99個客家人HLA-A, B, C, DRB1及DQB1的基因頻率如表1，可見到A2及B27的基因頻率在這兩族群間有明顯的差別(P < 0.05)，這很可能是由於我們個案數不夠引起的，因為在另一多個案數的研究報告中並沒有這個差別(參考文獻7)。客家人Cw8基因頻率較高而CBL較低，可能是因為客家人的檢體大部份由420個HLA抗血清測定而得到的結果，因為一般的測定盤較不易測到Cw8而變成CBL。A2, A1101, B60, B46, B58, B13, Cw10, Cw7, Cw1, DRB1*04, DRB1*09, DQB1*06, DQB1*0301及DQB1*05在這兩個族群中有高的基因頻率。分析「台灣人」HLA半套體A-Cw-B, A-B-DR及A-Cw-B-DR-DQ在我們研究的家族中出現的情形，結果發現A-Cw-B 3個基因位半套體有在這些「台灣人」家族中共出現126不同的組合，A-B-DR有212組，A-Cw-B-DR-DQ有247組。只有A-Cw-B 3個基因位的半套體在這些家族出現的數目超過6次的才顯示於表2，而A-Cw-B-DR-DQ 5個基因位的半套體數出現超過4次的顯示於表3。從表2可見5個最常見A-Cw-B 3個基因位的半套體是A33-Cw10-B58 (10.8%)，A2-Cw1-B46 (7.8%)，A1101-Cw7-B60 (5.7%)，A1101-Cw10-B13 (3.9%)及A1101-Cw1-B46 (3.2%)，而5個最常見的A-B-DR 3個基因位的半套體是A33-B58-DRB1*03 (6.3%)，A2-B46-DRB1*09 (3.0%)，A33-B58-DRB1*13 (3.0%)，A1101-B13-DRB1*15 (1.8%)及A1101-B75-DRB1*12 (1.8%)。表3顯示在「台灣人」3個最常見的A-Cw-B-DR-DQ 5個基因位的半套體是A33-Cw10-B58-DRB1*03-DQB1*02 (6.3%)，A33-Cw10-B58-DRB1*13-DQB1*06 (3%) 及A2-Cw1-B46-DRB1*09-DQB1*0303 (2.7%)。從計算得到基因距離的D所建構的族群系統發生樹如圖2，可以看到閩南人及客家人先合併在一起(顯示為基因最接近及最相似的2個族群)，然為後再和泰國華人及新加坡華人接連起來，成一個發生樹的一枝，這一枝和旁邊的由泰國人、越南人、布依族人形成的一枝及由南方漢人及苗族所成的一枝連起來而成南亞洲族群枝。黎族成一獨立的一枝，而北方漢人與北亞洲族群的回族、滿族、蒙古人、Buriat人、Uygur人、哥薩克人、韓國人、日本人及鄂倫春人在一起。我們用DA建構的族群系統發生樹也是將南亞洲及北亞洲族群分開。以基因頻率計算及繪製的有關閩南人、客家人及許多亞洲族群的族群相對分析圖，點畫出的關係如圖3，同樣顯示閩南人、客家人與其他南方的亞洲族群包括南方漢人、新加坡華人及泰國華人靠近而成一群。北方漢人和韓國人、滿族及回族成一群。台灣原住民和新幾內亞高地人成另一群。
討論因為HLA是多變異及多樣化的基因系統，所以是研究族群關係很好的材料，HLA在不同族群間所顯示的差異比別的基因系統還要明顯，且利用HLA的半套體研究時差異更顯著，所以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族群關係的指標。許多半套體由特定的HLA基因構成而經過幾千年許多世代的傳嫡而不改變，而且每個特定的半套體的分佈有其地域的限制。所以HLA半套體在探討相近族群間的關係時是強而有力的基因標誌 (參考資料8)。利用家族的分析是研究多個基因位上HLA半套體的分佈情形最好的方法，雖然過去有幾個有關台灣HLA半套體分佈的研究，都是經統計計算得到的，我們的報告是第一個用家族的分析得到「台灣人」HLA半套體分佈的情形而加以研究的。 A33-B58-DRB1*03是「台灣人」最常見A-B-DR 3個基因位的半套體(6.3%)，且完整的經過千年被保存下來，其相對的五個基因位半套體是同頻率的A33-Cw10-B58-DRB1*03-DQB1*02 (6.3%)。慈濟台灣骨髓登錄也和我們有相似的結果(參考文獻7)，他們經計算也發現A33-B58-DR17( 即DRB1*03 )半套體是「台灣人」最常見的半套體，佔閩南人7137人中5.5%，及客家人714人中5.10%。A33-B58-DRB1*03半套體也在東南亞(泰國華人7.1%，新加坡華人4.4%，參考文獻5)及北方亞洲人發現(在烏魯木齊的漢人3.5%，蒙古的Khalha族3.4%、烏魯木齊的Uygur 1.8%、哥薩克人 1.8%、韓國人1.2%，參考文獻9、10)，而同樣的5個基因位的半套體在泰人可以看到(泰國人2.2%，Black Thai 2.8% ，參考文獻11)。另一有趣的所見是HLA-A,B 2個基因位的半套體A33-B58在南方漢人(檢驗人數為138人，取自湖南及福建2省，參考文獻5)只有2.4%，如再加上檢測DR基因位而成A-B-DR半套體時，因所得數目太小在11th IHW變成無意義的數目。另一方面較早期的報告A33-B17( B58是屬於B17 )的半套體在南方漢人的頻率(檢驗844人)是1.53%而南方少數民族(檢驗621人)的頻率為1.29%(參考文獻12)。在另一個報告，A33-Cw10-B58在北方漢人發現(檢驗196人)為3.1% (參考文獻13)，但這跟隨的DR基因在東北亞洲人應該是DR13而不是在「台灣人」的DR3，所以B58-DR3半套體的分佈是明顯的集中在東南亞的族群(參考文獻8)。A33-Cw10-B58-DRB1*03-DQB1*02的3或5個基因位的半套體雖然可在東亞或東南亞看到，但最高的頻率是在「台灣人」、新加坡華人及泰國華人，而這三個族群的祖先都是在近幾百年才從大陸東南沿海移民出去的，因此這半套體可以說是這三個族群一直保存下來的遺傳標誌。
「台灣人」第二個常見的3個基因位的半套體在我們的研究是A2-B46-DRB1*09 (3.0%)，根據文獻也在別的族群發現，包括新加坡華人(7.7%)、越南人(5.2%)、南方漢人(5.1%)、泰國人(4.7%)及泰國華人(2.4%)，而相對的5個基因位的半套體A2-Cw1-B46-DRB1*09-DQB1*0303 (2.7%)也在Black Thai (8.3%)，Dai Lui(泰北的傣族5.1%) 及泰國人(2.1%) 看到，顯示為亞洲南方族群的半套體(參考文獻5、8、11)。就單單從許多HLA研究的結果，長久以來即已經知道北方漢人及南方漢人在基因上不同(參考文獻7、8、14、15)，這和發現的中國史前資料及有文字記載以後的歷史相配合。「中原文化」是在中國北方黃河的黃土高原發展出來的，從最近挖掘出來的粟米(millets)可以追朔到公元前6到7千年之久。中原文化在夏、商、周時期是在長江以北，直到秦朝(公元前221-206年)後政治的勢力才及於中國大陸的中南方(參考文獻17)。最近的考古研究發現在中國大陸南方，在同一個時候存在另一個獨立且不同於中原文化的「越沿海文化」，從長江三角洲到越南北方的紅河三角洲(參考文獻18)。但是南方的歷史只從公元前500年左右吳越相爭之前才開始有的，越王勾踐的「臥薪嚐膽」復國的故事是大家所熟悉的。「越族」是指大陸東南沿海( 浙江、福建、廣東及廣西 )的居民，在漢朝以前因為這地區文化的多樣性而被稱為「百越」。除了春秋戰國的吳越相爭及在漢朝時期部份越族的北移外，在中國的歷史(即中原文化的歷史)並沒有太多有關越族的記載，因為在中國的歷史除了中原文化外，其他族群均屬「蠻族」(參考文獻17、19)。閩人及台灣閩南人的祖先是居住在福建的越族，根據林惠祥(參考文獻17)及Meacham的研究(參考文獻19)，今日的閩人是東南沿海地區原住民「越族」的後代，雖然在秦漢及接下來的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時期，因為戰亂北方中原人士紛紛南遷，而可能引起部份有限的中原基因的滲入。當「越」的文化漸漸被「漢」化後，「越族」就在歷史上被改名成「漢族」，導至今日台灣的閩南人錯誤的判斷且自認為是純種北方漢族的後代。在中國歷史上許多民族接受漢文化而漢化，後來這些人民也常常宣稱他們是漢族，這是因為在過去漢文化是強勢文化，所以當了漢人可得到利益及社會地位(參考文獻17、19、20)。在客家人的情形也是相似，在南宋(1127-1279AD)或更早的時期有少數的中原家族南遷到東南沿海的山區，這些人以強勢的漢文化在文化及語言上影響周遭的原住民，特別是住在廣東的越族，所以以早期的少數中原移民加上眾多的越族而成客家族群(參考文獻21)。
我們以統計得到基因距離D及DA建構的族群系統發生樹，顯示閩南人與客家人有相當一致的基因，所以先合在一起，然後再和泰國華人、新加坡華人合併成一枝，而這些族群都是起緣於東南沿岸的原住民「越族」，其中最重要的是「台灣人」明顯的和北方漢人分開。慈濟骨髓登錄的資料建構的族群系統發生樹顯示「台灣人」和南方漢人合併，但和北方漢人分開(參考文獻8)。其他許多HLA的研究，及別的基因和遺傳標誌，像免疫球蛋白(參考文獻22)、血型(參考文獻23)、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參考文獻24)及染色體DNA微衛星(參考文獻25)等，都明顯的把「台灣人」和北方漢人分開。不久前中國北京的中科院遺傳研究所和美國史坦福大學Cavalli-Sforza合作研究，以中國人的姓氏及三種簡單的血型分佈情形將北方漢人與南方漢人分開(參考文獻20)，在該項研究中南方漢人再被分為3群，即長江下游以上海為中心的一群、長江流域的一群及另一群屬於越族的東南沿海地區及島嶼(包括台灣)的居民。中國人的姓氏約有4000年的歷史而且是由男性傳承，所以可以認為代表Y染色體的遺傳，該研究更借著中國的28省加上台灣以ABO、MN及Rh(D) 血型的基因頻率而計算出族群的關係，畫製成的第一度及第二度空間上的族群主要相關圖明顯的把東南沿海地區及台灣的居民(即越族)與其他地區的居民分開。
以上資料顯示南方漢人是緣自南方而有別於北方漢人，「台灣人」是古代越族的後代而保存著古代越族的基因A33-Cw10-B58-DRB1*03-DQB1*02。有關「台灣人」與南方漢人的基因距離的遠近，有待將來的研究，因為現在這研究中所用的南方漢人資料有一半是自福建(參考文獻5)。
從醫學資料看臺灣的族群融合
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7-3.htm
高雄醫學院神經學科 陳順勝
摘要
在臺灣的原住民為南島語民族(austronesian), 包括在高山的九族、及平地平埔族
至少十族。南島語民族出現於亞洲東南部的農業中心地帶, 與侗傣語族有親屬關係。南
島語系的民族的起源有多種說法, 最近幾年已定論的學說, 認為南島語民族的起源地應
該是在臺灣, 由臺灣移向太平洋各島嶼。推論南島民族分七階段先由台灣擴散開來的。
在台灣南島語系民族, 由於無文字記載, 只能由考古學家推測在不同時期約分五批出現
, 最早在距今 6,500年前來台的泰雅族、鄒族,最晚則是500年前由菲律賓巴丹島移居的
雅美族。原住民在臺灣海內外遷徙形成台灣文化之多元化。
台灣的居民兩千一百萬人中, 75%為講河洛話人口, 13% 講客家話, 10%為近四十年
由中國移入者及2%的原住民。前兩者佔台灣88%人口, 從臺灣史、民俗、文化及語言之
研究確知, 在台灣地區居民許多有原住民之血緣關係, 而產生"族群共和"之新台灣民族
。他們有漢人的文化位階, 及南島民族愛海向外移徙之冒險精神。
回顧90年代前後之醫學文獻發現醫界開始對台灣居民從事與血緣認定有關之研究,
譬如台灣居民不同族群組織抗原(HLA)、粒線體核酸(mitochondial DNA)及基因異常之
研究, 發現所謂平地漢人人口與目前之中國大陸居民特徵表現不同, 而界於原住民與漢
人之間, 使人文科學研究所下的結論得到佐證。台灣居民組織抗原與中國人不同之主要
特性包括：出現高比率的空白對偶基因(blank alleles)、各組織抗原位點特徵兼具漢人
(如高A2、A11、B40、B46)與南島語族 (如低A9、Aw19、B48)特徵。臺灣人之HLA-A10,
A11出現率比中國人高；而HLA-A1,A24, A26則比中國人低。同樣地南島語族各族群的組
織抗原也隨著漢化的年代長久與程度而有所不同，譬如泰雅族除了南島語族特有的組織
抗原外，具有平地人特徵組織抗原的比率相對地較高。
台灣居民發生各種疾病之組織抗原特徵亦與中國人不同，作者從文獻與自己的研究
起碼所整理的三十幾種常見的疾病；臺灣人與中國人的表現不同，顯示目前臺灣人所受
南島語族血緣影響之深刻。從基因研究亦發現臺灣居民已是各族群共合所行成之新民族
，譬如蠶豆病是由於性染色體點狀體突變所造成，基因點狀突變方式，在臺灣表現及分
佈比率與中國人不同，從結果顯示不但表現族群融合的事實，更可推論目前在臺灣要找
純種的客家人與河洛人都很困難。在臺灣許多疾病基因的研究都得到相同的結果，只是
許多人沒有去注意到。
臺灣與西太洋島嶼南島語族呈現共同之健康問題，特別包括較高之骨質鬆弛、維他
命D缺乏、易骨折、高尿酸、高腦血管疾病發病率、較高之高血壓發生率....等等。表
示臺灣與西太洋島嶼南島語族相同之血脈淵源。對台灣南島語民族之瞭解, 有助於我們
醫界對台灣本土疾病之瞭解, 創造在國際上從事創始之機會, 間接也可協助人文科學研
究者幫我們台灣居民尋根, 真正去定位新台灣民族之祖先與來源。
前言與人文歷史背景的回顧
(1) 臺灣的史前文化
根據考古學的推斷, 台灣早在五萬年前, 就有人類在此棲息生活, 如同北美或阿拉
斯加的印地安民族一樣, 這批舊石器時代的先民沒有文字記載其生活歷史, 但在臺東長
濱八仙洞及小馬洞穴遺址留下許多遺跡和器物, 他們可能與南島語族無關，淵源與去處
成密？ 目前史前遺址,在台灣本島多達五十幾處, 其中起碼有二十幾處已被國內外考古
學家界定為重要遺址。在文化層次有舊石器時代的先陶文化, 新石器石代的繩紋陶文化
, 巨石文化及晚期的阿美文化, 年代近則在五千年以前, 遠達一萬五千年前。台灣的史
前文化面貌多樣而且豐富; 北從三芝, 金山, 基隆和平島; 南至恆春鵝鑾鼻; 東海岸
全線; 西部沿海; 及離島都可發現史前遺址, 詳見表一: 台灣的史前文化–在台灣遺跡
已確證部份, 其年代與地理位置。
台灣的史前文化的研究將有助於瞭解原住民的來源及其與人類在地球上遷徙之
狀況。這些瞭解將有助於遺傳性疾病之流行病學解釋, 各種疾病之種族差異, 從而知曉
其分子生物學應用, 特別是應用在臺灣之本土疾病之診治。
(2) 南島語系的民族與文化
在臺灣的原住民主要為南島語民族及少數百越族, 包括在高山的九族、及平地平埔
族至少十族(參見表二)。南島民族出現於亞洲東南部的農業中心地帶, 與侗傣語族有親
屬關係。他們居住在熱帶的海濱, 住在高架的欄干, 已知耕種, 喜嚼檳榔, 會織布, 也
狩獵並漁撈, 航海技術發達。南島語系的民族的起源有多種說法, 最近幾年盛行的學說
, 認為南島民族的起源地應該是在臺灣, 由臺灣移向太平洋各島嶼, 提倡這學說最有力
的是語言學家Robert Blust (1985), 另一位考古學家 Peter Bellwood在1992年的
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完全採用這個看法。他推論南島民族分七階段先由台灣擴散
開來的(表三)。他們定論南島民族分七階段先由台灣擴散開來的。5,000年前南島語族
從臺灣開始擴散到菲律賓北部; 4,500年前南島語族遷移至婆羅州、亞伯里斯、爪哇、
弟汶；3,200年前南島語族到馬利安群島、蘇門答臘、新幾內亞、翡濟、東加；1,800年
前到麥可羅尼西亞東區(即帛琉)、玻利尼西亞中區；1,600～1,500年前到夏威夷、復活
島；1,200年到馬達加斯加及紐西蘭。
由以上之描述我們知道西太平洋島嶼琉的原住民與其所發展之族群與文化起源於臺灣南
島語族南進遷移所發展。他們除了落地生根，發展在地文化外，也保有西太平洋地區南
島族共同的文化特色；譬如擅長木彫、男人打魚、女人頭頂糧食、口耳傳述族史、聽命
長老團議決、母系社會約制...等等，也常發現與臺灣同樣的原住民史前遺址。
西太平洋島嶼一億五千萬南島語族共同的命運，是一再受外來政權的干擾；四百年前西
方勢力為了海上貿易開始外來勢力介入，包括歐洲各國的貿易商、中國商人...等等，
三、四百年來異族入侵，戰亂連綿，使原住民捲入腥風血雨，與不堪回首的苦難之中，
其境遇與臺灣的南島族兄弟相仿。
在台灣南島語系民族(Austronesian), 由於無文字記載, 只能由考古學家推測在不
同時期約分五批出現, 最早在距今 6,500年前來台的泰雅族、鄒族,最晚則是500年前由
菲律賓巴島移居的雅美族(參見表三)。
原住民包括在高山的九族、及平地平埔族至少十族, 形成台灣文化之多元化。台灣
的居民兩千一百萬人中, 75%為講河洛話人口, 13% 講客家話, 10%為近四十年由中國移
入者及2%的原住民。前兩者佔台灣88%人口, 從民俗、文化及語言之研究確知, 在台灣
地區許多人應有原住民之血緣關係。從四百年前, 唐山祖先來台, 由於清朝禁海令管制
禁止攜眷來台, 發生"有唐山公, 無唐山婆"之事實, 因而大量漢人與南島族通婚之民族
大融合, 而產生"族群共和"之新台灣民族。他們有漢人的文化位階, 及南島民族愛海向
外移徙之冒險精神, 促成臺灣以中小企業為主之經濟奇蹟。
很可喜的是從1990年後, 我們醫界開始對台灣居民從事與血緣推定有關之研究
, 譬如台灣居民不同族群組織抗原(HLA)或粒線體核酸(mitochondial DNA)之普查, 發
現這 88%所謂漢人人口與目前之中國大陸居民不同, 而界於原住民與漢人之間, 使人文
科學研究所下的結論得到佐證。
對台灣南島民族之瞭解, 有助於我們醫界對台灣本土疾病之瞭解, 創造在國際
上從事original research 之機會, 間接也可協助人文科學研究者幫我們台灣居民尋根
, 真正去定位新台灣民族之祖先與來源。
表一、 臺灣的史前文化─在台灣遺跡已確証部份其年代與地理位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0,000～
10,000年前 舊石器時代：長濱文化─八仙洞、小馬洞穴遺址
與南島語族無關，淵源與去處成密？
6,500年前 泰雅族，鄒族確證存在
5,000年前 西部移進新石器文化
4,500年前 南島語族在台灣發展多系統之不同時期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早期：大坌坑文化(7000-4700年前)
卑南遺址, 月眉Ⅱ遺址
3,500年前 新石器時代中期：繩紋紅陶文化－小馬洞穴中層、漁棓、
監寮、老番社下層、
新石器時代晚期：卑南文化─卑南、掃扒、富山、漁埸、
東河
麒麟文化─都蘭、泰源、麒麟、忠勇、
新社 白守蓮、八桑安
花岡山文化─花岡山、嶺坎、大坑遺址 發現開始耕種、石棺土葬、紅陶、陪葬玉器
1,500年前 鐵器時代：靜浦文化(阿美族祖先)─靜浦、水璉、富南、 小馬洞穴遺址
500年前 雅美族移入 (來自菲律賓巴丹島)
400年前 漢人移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二、 台灣原住民─高山族與平埔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高山族 平埔族
泰雅族 凱達加蘭族
賽夏族 噶瑪蘭族
阿美族 道卡斯族
布農族 巴則海族
鄒族 巴布拉族
卑南族 貓霧梀族
魯凱族 和安雅族
排灣族 邵(水沙連)族
雅美族 西拉雅族 猴猴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三、 南島語系民族的發源、擴散與臺灣原住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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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語系民族的發源與擴散
50,000～
10,000年前 臺灣已有舊石器時代遺址及人類居住，與南島語族無
關，淵源與去處成密？
6,000年前 南島語民族從亞洲東南部(？)遷移來臺灣
5,000年前 南島語族從臺灣開始擴散到菲律賓北部
4,500年前 南島語族遷移至婆羅州、亞伯里斯、爪哇、弟汶
3,200年前 島語族到馬利安群島、蘇門答臘、新幾內亞、翡濟、
東加
1,800年前 南島語族到麥可羅尼亞東區、玻利尼西亞中區
1,600～
1,500年前 南島語族到夏威夷、復活島
1,200～
1,100年前 南島語族到馬達加斯加、紐西蘭
南島語系民族─臺灣原住民
6,000年前 南島語族遷移來臺灣發展族群：泰雅族、鄒族、賽夏、
巴則海、洪雅族
5,000年前 排灣族群：排灣、卑南、魯凱族群遺址 (卑南遺址)
2,000年前 凱達格蘭族遷回臺灣
1,500年前 阿美族在靜浦─靜浦文化，鐵器時代
1,000年前 猴猴族遷回臺灣或由泰雅族分出(？)
500年前 雅美族由菲律賓巴丹島移居蘭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類淋巴球組織抗原 (Human Lymphocyte Antigen, HLA)
(1) HLA的介紹
人類的第六對染色體, 分別來自父親和母親的配子。在每一條染色體上的HLA基因
叫haplotype, 而每個人都有2 條haplotype, 所以在兄弟姊妹中, 2 條皆同的機會為
25%, 一條haplotype 相同的機率為50%, 而兩條都相異的機會也有25%。 而子代和親
代中僅一條haplotype 相同, 而言些HLA基因在人體免疫系統中, 所扮演的角色, 是舉
足輕重的, 在器官移植時, 器官捐贈者和器官接受者, 他們在haplotype 的相似程度,
更直接影響著他們的移植成功率, 所以在器官移植前, HLA 的測定就顯得十分的重要。
HLA的發現: 由於組織移植,個體產生程度不同之排斥現象,推論及確定了組織相容
抗原(histocompatibility antigen)的存在,為一種位於細胞膜表面的醣化蛋白(
glycoprotein). 組織相容抗原依引發排斥反應之強弱,可分為:
1. 主要組織相容複合體(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人類之MHC首先於
1954年Dausset於白血球之細胞膜上發現, 遂定名為人類淋巴球組織抗原(HLA)。其基因
複合體(基因及其產物之合稱)於1965年發現, 稱為人類淋巴球組織抗原複合體(HLA
complex), 位於第六對染色體的短臂上。 器官移植時,此HLA愈相符, 移植成功率愈高。
2. 次要組織相容複合體(minor histocompatibility antigen): 其基因散佈在整個基
因圖(genome)之中, 所造成的排斥反應較弱, 可以免疫抑制藥物適當控制。
(2) HLA之基因群(locus)之分類:
第一類抗原(Class I antigen): 包括HLA-A; HLA-B; HLA-C。為位於細胞膜表面的醣蛋
白, 體內有核的細胞均有, 但濃度不一, 其中以淋巴球表面濃度最高。
成份:為非共價鍵組合之44,000-Da 之阿爾發鏈, 及12,000-Da 之貝他鏈2 微球蛋白(
microglobulin)。其中抗原決定位是在阿爾發鏈上, 而B2-microglobulin為結構性蛋白
, 基因位於染色體15 上 , 不具抗原簇的性質。
功能:可與外來物質結合, 並將之呈現給 細胞毒性T淋巴球(cytotoxic T cell), 促動
其反應, 所以在移植排斥, 以及受病毒感染細胞的毒殺作用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遺傳: 阿爾發鏈即由HLA-A,B,C 之基因而來,且為等顯性,亦即每個個體均有6個第一類
抗原, 父母雙方各提供3個, 均表現在細胞膜上。
第二類抗原(Class II antigen): 包括HLA-DR; HLA-DQ; HLA-DP
分佈: 分佈範圍比第一類抗原小, 主要是表現在B細胞, 吞食細胞, 單核細胞...及活化
T細胞等細胞的細胞膜上。
成分: 非共價鍵組合而成的34,000-Da阿爾發鏈以及29,000-Da 的貝他鏈(B-chain)兩者
共同為抗原簇。
功能:與抗原呈現細胞(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APC )將抗原呈現給T cel細胞有關
。 helper T 細胞只認識與自身之class II antigen 結合之異物抗原, 而後促動吞食
細胞, 單核細胞.. 等免疫反應。
第三類抗原(Class-III antigen): 補體部位(complement region), 基因群位於HLA-B
及 HLA-DR之間, 決定了C2,C4, 及Bf(B factor), 均與補體系統有關。
(3)HLA的基因表現
HLA 是目前人體內已知最具多態性(polymorphism) 的系統。 如 HLA-A 及HLA-B
的基因型, 已知的便超過80 種, 而已確定的 HLA-C locus 基因, 也有 10 種以上。
此外, DR 有24 種, DQ 有9 種, DP 亦有6 種之多。而一條染色體上連鎖的一套HLA
alleles 組合稱為haplotype,如a1b2c3dr4dq5dp6。 由於HLA-A,B,C,D 四個locus 非常
接近, 可共同視為一個locus, 形成一個單位, 遺傳給下一代. 每個人的HLA 基因, 又
自父母雙方而來, 且此兩個同源染色體呈等顯性( codiminant), 並無顯隱之分; 除了
MHC 之外, 細胞內尚有大量的次要組織相容複合體,因此可能產生的組織親和性抗原種
類相當多。
雖然HLA 的基因組成種類非常多,不過,HLA的分佈卻有相當高的族群特異性, 所以,
我們可利用HLA antigen 來研究人類學上的族群融合及族群遷徙。
(4) HLA 之檢測法
第一類抗原的檢測法:
第一類組織抗原的基因在HLA-A,B,C 上, 在移植時, 第一類抗原較第二類抗原不重
要, 但骨髓移植時, 則兩者皆要符合。方法是使用混合淋巴球細胞培養法(mixed
lymphocyte culture)。它是血清檢查法 中最簡易且最快速的方法。原理是利用抗原,
抗體及補體三者間的關係所設計。步驟: 1.將各個抗體 1 uL 加入微井盤(micro-well
plate)中, 一個盤約有60 或72 個微檢井凹。2.在每個井凹中, 加入2000 個淋巴球,在
室溫下靜候30 分鐘, 使抗原和抗體作用。3.加入5 uL 的補體(complement, rabbit
serum),在攝氏37 度下放置1~2 小時。
4. 加入嗜伊紅性染劑(eosin Y vital dye)。5. 以福馬林固定液加以固定。
結果:若有適當的抗原抗體反應時, 細胞膜將受損, 染色時, 染料可染入細胞, 在作鏡
檢時, 即可發現淋巴球被染上顏色. 若沒被染色, 淋巴球即不帶已知抗體所欲測之組織
抗原另一種螢光染色方法(fluorochromasia),是在步驟4 的地方加入綠色(fluorescein
diacetate) 及紅色(ethidium bromide)螢光染色劑 , 若是活體, 則綠色螢光劑可進
入, 呈現綠色, 若是死體, 則紅色螢光劑可進入, 呈現紅色。由此, 我們可計算出有多
少淋巴球死亡或存活, 以此來決定它反應的程度。
第二類組織抗原的檢測法:
第二類組織抗原的基因在HLA-DR,DQ,DP 上, 而這三個基因座位於D 區。在移植時,
若此類抗原能配合, 則移植效果佳. 由於第二類組織抗原在輔助性T 細胞的活化上相
當重要, 而輔助性T 細胞又為細胞性免疫及體液性免疫等反應之中樞, 所以第二類抗原
, 遠比第一類抗原之配合來的重要。
測定方式: 測定方式有二
1.血清學方法: 主要是測定B 淋巴球上的DR 抗原, 因為HLA 上的 DR 抗原在移植免疫
上影響較大. 測定方式如同第一類抗原, 以抗體測定, 方法亦同。
2.混合淋巴球反應(mixed lymphocyte reaction)法: 此法為傳統測定第二類抗原是否
相同的方法。原理: 若第二類抗原不相同時, 可使接受者的T 淋巴球增生, 因為T 淋巴
球可認識此異物抗原。 而淋巴球的增生是以其DNA 之合成量加以測之。 因此測量淋巴
球數目的多少, 便可知其第二類抗原的相似度。方法: 將捐獻者(donor)的淋巴球和接
受者(receptor)的淋巴球培養在二起, 將DNA前驅物質3H-thymidine(3H-TdR) 加入, 則
可從3H-TdR 併入細胞DNA 的程度得知其DNA 的量以決定抗原呈現細胞(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
(5)HLA的應用
1). 器官移植時捐獻者與接受者之組織配對檢查
2). HLA和疾病的關連性
HLA抗原和許多疾病有密切關係, 如黏連性骨關節脊椎炎和HLA-B27有密切
關聯。有些關係只出現在某些種族, 如在北歐高加索族群中B7, DW2及DR2
的出現和犯多發性硬化與視神經炎有關, 而在其它種族有關連的HLA則不
同。
3). HLA與藥物過敏反應的關係
抗藥反應與注射疫苗反應的遺傳控制方面, 人種間會表現其差異, 而在
HLA檢查可看出特徵。
4). HLA在懷孕的檢查應用
懷孕婦女的子宮內間質滋養層細胞具可辨識第一類MHC抗原，與單株抗體反
應檢驗嬰兒的HLA型, 若帶有某種惡性疾病有關之抗原, 則可考慮流產。
5). HLA用於鑑定父系關係
以ABO血型無法鑑定血緣關係時, 可進一步利用HLA來確定。若有共同單套型HLA抗原,
則親生關係便很有可能, 但不是百分之百確定；若無共同單套型HLA抗原, 則百分之百
確定父親另有其人。
6). HLA對人類學研究之應用
由於HLA型在不同人種族群差異相當大, 使人類學家建立了族群與遷移關係的資料。譬
如說, 美國白人8%具HLA-B27抗原, 2%美國黑人也具此抗體。但是非洲黑人找不到HLA-
B27抗原。這顯示美國黑人有白人之混血。
臺灣居民的HLA研究
早期對臺灣居民HLA的研究皆把臺灣的居民稱為"在臺灣的中國人" (Chinese
people in Taiwan), 其選樣與抽樣也忽略臺灣族群融合的事實。解嚴以後, 此種情況
逐見獲得改善, 相關的研究已開始把選樣區分為臺灣河洛人(或大部份仍稱為閩南人)、
客家人、大陸移民(或外省人)、及原住民。其中對原住民的研究興趣，都分各族群採樣
區分。現在的隱憂在於把臺灣族群的分類過於單純化，也欠缺的臺灣人文歷史的瞭解，
通常用所使用的語言分類族群，而無法追溯族群的融合的歷史，造成各家研究結果差異
頗大，或者忽略無法解釋的資料結果。原住民的研究
(1)早期臺灣居民的HLA研究
解嚴之前有一些臺灣住民混合在一起的研究資料已經顯示與中國人的數據有不同之
處, 雖然他們最後仍選擇其中相同之數據結論臺灣住民與中國人相仿。最早把臺灣居民
劃分不同族群研究HLA的, 應該是1990年臺灣醫誌李氏的文章，這篇文章開起臺灣居民
HLA研究的大門。在該文抽取200個於不同縣市健康的醫院工作者，男150人，女80人，
年齡:18~57作為漢人族群。在原住民的採樣上，取北部泰雅;中部布農;南部魯凱與排灣
為原住民族群。本研究的結論是:台灣河洛人，客家人，南中國人，北中國人沒有明顯
的不同，但以上四種人，也就是漢人，則原住民明顯不同。論據差異表現在HLA-A24、
Bw26、DRw6、DRw8之不同。但是本論據預設立場急欲排除原住民和漢人是不同的，但未
能深究漢人中，台灣的河洛人, 和客家人與大陸已有不同, 採AB, AC, 則B=C的論調,
使人無法理解信服。
詳細檢視及資料臺灣人與中國人HLA仍有許多不同；譬如Aw19在台灣的河洛和客家
人中沒有，但在五十年內的大陸移民卻高達三成以上，解釋理由是在離島常發生
homozygosity所造成，往往造成臺灣居民的blank alleles，而中國人沒有blank
allele。Aw19在東方人中一般占有三成，而臺灣人卻沒有呈現blank allele，可視為台
灣人和中國人不同最有力的論點之一，但本研究卻以是島嶼常有的homozygosity現象不
予考慮。而在作漢人和原住民比較時， 卻把blank allele拿出來作為其間不同的有力
証據，其選擇性的論証令人存疑。
本研究對homozygosity所造成blank allele的論點是由於隔離社會所造成。而在高
山族中，排灣和魯凱是生活在山中，且其社會較封閉，所以其blank allele較高。但是
居住地而造成族群的封閉，本研究的論點明顯地對原住民不認識，近百年來原住民間彼
此是可以通婚的，族群和居住地的封閉性存疑。
另外比HLA-A的比較而言: HLA-A11,A2,A9出現頻率在臺灣"漢人"比原住民高，但
A24,Aw19則較低。此論點犯了前面同樣的錯誤，採A=B,A=C, 則B=C的論法， 以A11為
例, 台灣漢人高於大陸漢人, 而原住民低於所有漢人. 可見台灣的漢人有其它外來種族
之融合，其A11值較大陸漢人高，可能是平埔族，甚至是殖民期之血統來源，值得研究
。依照本研究之比較方法, 比較台灣漢人和中國漢人之不同, 亦有明顯結果:臺灣人之
HLA-A10,A11出現率比中國人高；而HLA-A1,A24, A26則比中國人低。此為台灣人和中國
人不同的論點之一。
以HLA-B的比較；臺灣"漢人B5,B40,Bw46比原住民高；而Bw61則較低。其推論台灣
漢人和中國漢人相同的論點, 在HLA-B更形薄弱；HLA-B群眾多，只有以上可供佐証，而
本研究捨多數論據，只取少數論據，使其一開始便欲設立場的可能性, 更加明顯。台灣
"漢人"和中國漢人的不同處在於臺灣人B39,Bw55,Bw48出現率比中國人高；而Bw52、 B8
、B12、B44、B14、B15、Bw62、B16、Bw57、Bw58、Bw22、Bw54、B37、Bw60、Bw61則較
低。其中文中有指出B15明顯低於中國漢人, 但不知在比較時, 為何省略不用。
而HLA-C的比較:臺灣"漢人"Cw2出現率比原住民高；而Cw7則較低；Cw1,3,7則臺灣
人與中國人類似。但由數字看來，Cw1,3不僅和中國人相似，更和原住民一致。而Cw7更
是高於大陸漢人, 和原住民一致。 且在C族中, 除以上所述, 餘者台灣漢人和大陸漢人
有相當的差異，和台灣原住民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
HLA-D的比較: 臺灣"漢人"HLA-DR2,4,5,DRw9出現率比原住民高；Dw6較低。
其中DR2,4雖頻率略高, 但台灣"漢人"又高過大陸"漢人"。有外來人種混入的可能性。
而DR5台灣漢人、大陸漢人、台灣原住民有近似的值。DRw9台灣漢人反而和原住民較為
相近；而Dw6台灣漢人則明顯異於台灣原住民及大陸漢人。
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和部落間，其HLA仍有些許差異，但總體而言，其有一定
的相似性，在A24, Bw60, DRw8較突顯。台灣的漢人雖和台灣的原住民有一定的差異，
卻和大陸的漢人有相當的差異，本研究的數據便可當明顯的証明. 但因在推論開始，欠
缺人文瞭解無法解釋數據，致使推論過程疑問重重，推論結果差異頗大。惟實驗的數據
中，缺乏平埔族的數據，因在台灣漢的族群融合，對平埔族影響十分深遠，現在幾乎所
有的平埔族都已融入台灣漢人的社會中。且台灣的漢人，經荷蘭人及日本人的統治，
也有某種程度上族群的融合，而在這些人種的交流下，只因台灣漢人和台灣原住民的
HLA相似性不高，便盲目地將台灣漢人歸於大陸漢人，實屬不妥。
(2)近期臺灣居民的HLA研究
以中研院主導的TWIN大型計畫為主流, 已收集臺灣九族高砂族及兩族平埔族3,700
人以上的血液全面進行各領域的研究, 特別包括血型, HLA及多種疾病之分生研究, 已
有初步的成果, 短期內將是原住民研究之龍頭, 唯若運用在臺灣居民的研究, 則需人文
資料導引之補強, 特別是在所謂漢人之抽樣與應全面加速平埔族的普查。我們先略舉其
中相關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HLA之前, 血型仍是一重要的遺傳生物指標。在林力式等所作臺灣居民的H血型研
究, 檢測A, B, H, D, C, c, E, e, Cw, Lea, Leb, P1, M, N, S, s, K, k, Jka, Jkb
, Fya,Fyb, Kpa, Kpb, Jsb, Lua, Ge, Coa, Cob, Dia, Dib, Cad, 及Mur。對Mur陽性
者再把MiIII從IV, VI, IX與GP區分區開來。其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在MiIII型的出現。
Mi III血型的表現以東臺灣與臺灣中西部居民出現率最高。在高砂族之阿眉族、雅美族
、及卑南族分別為88.4%、34.3%、與21.2%。這種在中國人與日本人不會出現的血Mi
III, 在東、北、南、西臺灣的出現率分別為11%、2%、3%、及2%。林氏等解釋應為過去
在各區與阿眉族通婚所致。這研究顯示在進行臺灣族群生物醫學研究時，對所謂臺灣漢
人抽樣或瞭解其族群歷史之重要性。
在HLA研究方面則以陳氏等在1966年發表的臺灣原住民HLA抗原分佈之研究最廣泛與深入
。台灣原住民約20族, 其中九族為高山族, 蘭嶼雅美族位居離島,其餘為平地之平埔族;
而除了雅美族及九個高山族仍保有社會文化及語言之外, 平埔族多已漢化而消失。自
語言學, 考古, 以及社會文化等角度, 台灣的原住民之間亦有相當的民族融合的情形發
生, 不過目前原住民的來源及遷徙路徑仍不詳.因而在這研究不似以往的類似文獻僅將
所有的原住民歸為一類, 而將各族(包括高山族及平埔族)予以細分, 比較其HLA
frequency, 藉以分析各族之間的血緣關係的遠近。
這研究自17個山地村落，2個平地部落抽樣了903名完全無血緣關係的成人，抽血檢驗
其HLA-A, B, C抗原，採樣中每個人至少距三等親以上。結果顯示原住民有著比台灣漢
人高的A24, B13, B60。將所得數據以演化樹歸納，並和亞洲其他的大陸民族及海洋民
族比較，結論為台灣的原住民與南洋等民族為同一祖先，而台灣的漢人的血脈是來自於
亞洲大陸。這是篇很好的高砂族原住民HLA研究，但對平地居民包括所謂漢人之抽樣則
著墨不多, 為美中之不足，我們作如下之探討。
HLA-A：台灣原住民中最常見之HLA-A為A24, 與南洋等民族接近。其次為A2, A11,
及A26，此類HLA的分佈似蒙古利亞種人。阿美族具明顯地較其他族高的A33。邵族及巴
則海族具有高的A2,A26,此為似蒙古利亞種人之特徵。不過本文忽略了平埔族四百年來
早已有與漢族融合之討論。
在HLA-B方面:台灣原住民具有高比例的B60;布農族及曹族之B13>B60;邵族及
巴則海族兩族之B13,B48,B60明顯較其他族為低, 而具有較高的B46, 此B46 為蒙古利
亞種的特徵之一。雅美族與台灣其餘各族明顯不同, 其B62為全世界最高者。而由語
言學及其餘社會學上的研究證據, 亦顯示雅美族自菲律賓之巴丹(Batan island)移民
而來,其血緣又和菲律賓本島不同。
由上述資料得知台灣之原住民來自於同一祖先; 各族之間的血緣遠近又和其地理
分佈呈正相關:如北部泰雅及賽夏族; 中部布農及曹族;南部魯凱及排灣族;東部阿美及
卑南族;雅美族位於離島。除了HLA以外的分生基因指標還包括:
阿美及布農族其有一新的adenosine deaminase allele(ADA); 阿美及布農族具有與他
族不同之orosomucoid allele, ORM1Q0; 經NJ研究法推論卑南族自蘭嶼而來;邵族及巴
則海族族居於中部平原,與漢人融合深; 而可能由於B-blank的關係, 使得他們以UPG及
NJ的方式分類, 所得的結果不同。
從早期與近期研究可知臺灣居民HLA結果數據差別太大，特別是臺灣漢人的部份，
顯示兩研究中至少一者抽樣方法有問題(卻可得到類似的結論)。未對台灣移民檢測及
比對。且若要對台灣移民檢測比對其與大陸之關係, 必須再取其餘亞洲民族檢測(如統
治過台灣之日本), 並進行交叉分析, 才可斷定台灣之血脈與大陸仍相同之結論。其他
尚有如下疑點:
1. 並未對台灣移民(近代中國漢人, 河洛人, 客家人)加以抽樣, 並與原住民比
對分析, 無法得到台灣為亞洲大陸移民, 與原住民血緣不同之事實。
2. 以HLA-A2為例:本次研究以A2作為蒙古利亞種之指標,以原住民之A2之較
低發生率, 推定原住民與亞洲大陸之血緣不同。 然而與前期研究數據對照,
發現泰雅族的A2發生率比河洛及客家還高, 反而更接近亞洲大陸之數值。是
否可判定泰雅族為亞洲大陸血統? 因此很難憑A2二分"原住民/海洋台灣移民
/大陸"。
3. 作者以A11為蒙古利亞種人之指標來証明邵族, 賽夏等族的漢化程度,但以此
原理來看數據, 發現雅美族之A11更高, 因此說服力不足。
4. A26, 若以作者論點解釋, 則可作漢化程度之指標(漢化愈深, 發生頻率愈
小), 但是對於排灣及阿美族之較平地部落更低的數據, 則略過未加討論。
5. A33, 阿美族比起各族明顯高出相當多, 將之與其他研究相較, 發現若以
作者論點視之, 可將A33當作蒙古利亞人之指標,但是針對這一點作者略過,
未作任何解釋。
6. B8, 原可用來解釋漢化程度愈高, 則此值愈低, 但是以其他研究相較數據對
照, 發現大陸的漢人此值反而高。
7. B13, 漢化程度高者此值應低(以作者論點), 但是阿美族之特低值, 及雅美
族之近似平地部落的結果, 無法解釋。
8. B48, 漢化程度高者此值低, 但是再以其他研究相較數據對照, 發現大陸漢
人此值雖低, 但是台灣移民此值反而高出大陸數據相當多。
(3) HLA單套型頻率(haplotypic frequencies)
所謂單套型，即指位於單一染色體上對偶基因的組合，且由於緊密連結的原因，
通常以單套型為遺傳的單位，人為雙倍體，故有二個單套型，且為等顯性，以孟德爾
遺傳法來看，二個同胞兄弟姐妹，有25%的機率共同擁有相同的二個單套型，有50%的
機率，擁有相同一個單套型，及25%的機率，完全沒有相同的單套型。
在1990年臺北榮總曾有一研究，分析臺灣居民32個"漢人"家庭201位成員(選樣未
說明)組織抗原單套型頻率，父母親的HLA單套型是根據他們孩子的HLA typing而辨認
的。空白的基因位表示是純種的。而HLA中，A，B；B，C及A，C基因的連鎖不平衡即是
根據觀察得的頻率和預期的頻率的差值。而預期的頻率是由兩基因頻率的乘積而計算
出。至於統計上的意義就由Pearson的卡方值 (chi-square)測驗來決定。以2*2任何可
表具或不具某單套型基因數目的表格來做計算。而其意義所含程度即是由P值(事件發
生的機率)來評定。根據所得計算出連鎖不平衡，臺灣居民"漢人"最重要的兩位基因單
套型頻率的連鎖不平衡是A30-B13，AW33-B17，BW46-CW11，B12-CW8，A1-CW6，及A33-
CW3，在137位孩子中，並沒發現點重組的現象。相反的，連鎖不平衡為負值的有A9-CW
4及A2-B17。高加索人和此研究受試者都有一些相當高的正連鎖不平衡，如A30-B13及
B13-CW6，而A3-B7，A1-B8，AW33-BW65，A30-CW6，AW33-CW8，B35-CW4和B37-CW6在中
國人中是不常見的，HLA-A，B，C三基因位常見的單套型有A1B8CW7及A3B7CW7等得單套
型。
把此研究所得之基因頻率和其它中國族群作一比較。基本上，台灣和大陸的
中國人的HLA輪廓大抵相似，除了A33和B40外。根據遺傳標記。如HLA和Gm同種異質型
(allo type)，來將中國族群分為南方和北方。而台灣的族群即是由南方的中國人後裔
所構成。和大陸的中國人的遺傳標記對照，有些微差異。以紐約的中國人為例，由於
他們大部份是由中國大陸南方和台灣移入的，故他們的HLA基因頻率和台彎的中國人相
似。雖說HLA單套型頻率強烈相似性存在且可反應出中國人背景的共同體，但經由人種
的混血及地理的隔離，已產生必然的差異，藉由計算單套型頻率將對父系血統的鑑別
、HLA和疾病相關的確立及人類學的研究有所助益。
同樣在1990年臺大的研究即顯示不一樣的結果; 在更精確的選樣臺灣河洛人後,
發現HLA單套型頻率有意義的為A2-B13; A2-Bw46；在客家人為A11-B5, A9-B40;泰雅族
為A24-B39, A11-B27; 布農為A24-B13, A24-Bw48; 排灣為A24-Bw60。臺灣河洛人與客
家人HLA單套型頻率有意義之配組與中國人數據不同, 甚至於與同年代榮總之資料亦迴
異, 應是抽樣造成之差異，也顯示臺灣族群在生物醫學背景之複雜性。
至於近期對臺灣原住民的HLA單套型頻率研究, 則顯示除雅美及卑南族外最重要的
兩位基因單套型頻率的連鎖不平衡是A24-B60, 另外卑南族還呈現A24-B62;雅美族為
A11-B62。這些數據較接近1990年臺大之研究結果。
臺灣居民HLA和疾病的關連性
HLA抗原和許多疾病有密切關係, 如黏連性骨關節脊椎炎和HLA-B27有密切
關聯。有些關係只出現在某些種族, 如在北歐高加索族群中B7, DW2及DR2的出現和犯多
發性硬化與視神經炎有關, 而在其它種族有關連的HLA則不同。
台灣居民發生各種疾病之組織抗原特徵亦與中國人不同，作者從文獻與自己的研究
起碼所整理的三十幾種常見的疾病；臺灣人與中國人的表現不同，顯示目前臺灣人所受
南島語族血緣影響之深刻。
早期對臺灣居民各種疾病HLA的研究皆稱為"在臺灣的中國人XX病HLA之研究" (
Study of HLA in XX disease of Chinese people in Taiwan), 其選樣與抽樣也忽略
臺灣族群融合的事實。此種情況至今未見改善, 相關的研究很少把選樣區分為臺灣河
洛人(或大部份仍稱為閩南人)、客家人、大陸移民(或外省人)、及原住民。隱憂在於
把臺灣族群的分類過於單純化，也欠缺的臺灣人文歷史的瞭解，通常用所使用的語言
分類族群，而無法追溯族群的融合的歷史，造成各種疾病研究結果與中國所作的研究
差異頗大，甚至於放棄無法解釋的資料結果，民族的混淆，摧毀自己的自信，既可惜
又可悲。
臺灣人與中國人疾病HLA特徵之差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疾病名稱 臺灣人HLA特徵 中國人HLA特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症肌無力症(+) A2,DR9,Bw46,DQw3 DR4, Bw46
(-) DR2,DR3,DR4 B17
糖尿病 A10,
非因素林依賴型
糖尿病 DR3/4 A9,DR3,DRw9
因素林依賴型
B型肝炎 (+) B8 Bw46,DRw9
(-) Bw17
肝癌 (+) Nil B15
(-) A11,Bw17,B27
紅斑性狼瘡 B8,Bw38,A3 DR2,C4A,B13
牛皮癬 A10,B4,B6,B13,DR1 A1,Aw30,B13
Behcet*s病(+) B51 B51
(-) B16 N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臺灣居民遺傳疾病之分生研究看族群融合
從基因研究亦發現臺灣居民已是各族群共合所行成之新民族，譬如蠶豆病是由於性
染色體點狀體突變所造成，基因點狀突變方式，在臺灣表現及分佈比率與中國人不同，
從結果顯示不但表現族群融合的事實，更可推論目前在臺灣要找純種的客家人與河洛人
都很困難。在臺灣許多疾病基因的研究都得到相同的結果，只是過去許多人沒有去注意
到。在此特別提到蠶豆病與地中海貧血之基因研究。
(1) 蠶豆病G6PD缺乏症 (Glucose 6 Phosphate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Glucose 6 phosphate dehydrogenase ( G6PD ) 是位於X染色體上屬性聯遺傳的酵
素。對產生NADPH非常重要，而NADPH提供還原生物合成及成熟紅血球將過氧化氫等化合
物解毒所需的還原物質，蠶豆病是人類最常見的酵素病態，全世界有超過兩億人深受影
響。蠶豆病使人易罹患一些疾病，包括藥物或食物引起發急性溶血性貧血，嚴重的慢性
非球形細胞溶血性貧血及新生兒黃疸。
G6PD基因有13個exons及12個introns，將近20kb，密碼區位在exons 2到13。
在1992年中研院的研究發現至少有4種不同的G6PD突變可在10位受試者中的9位辨認出來
，另一位則沒有這4種之一的突變。
此篇文章根據起源及遷移的時間將台灣的中國人劃分成台灣人、大陸外省人、
客家人及原住民等四族群，而其中以客家人罹患G6PD deficiency 比例最高( 4.52% )，其次為原住民中的阿美族( 3.5% )。除了493 A*G的突變只在台灣人和客家人有案例，其餘三種皆有其他地區的中國人同樣的突變被報導，493 A*G，1376 G*T，及1388 G*A這三種突變在台灣人或客家人都會發生，這可能是由於河洛人與客家人通婚的結果所造成，而這三種突變佔了此G6PD病態基因的80%，至於487 G*A的突變是否只限於台灣人則未知，須做進一步的分析。有趣的是487 G*A ( 163 Gly*Ser )及493 A*G( 165 Asn*Asp )兩種突變皆位於exon 6，而exon 6正是鄰近於推定的G6P接合區。至於1376 G*T及1388 G*A也是皆位於exon 12和推定的NADP接合區在exon 10 相靠近。所以說，這些位置的突變，便影響酵素的功能。在10位受試者中，有一位不具備上述四種突變之任一種，暗示著某種尚未鑑別出的突變亦可能造成台灣人的G6PD缺乏症。
到了1994年他們進一步研究發現塞夏族G6PD缺乏症之突變62.5%發生在493 A*G,
而阿眉族57.1%發生在592 C*T, 而與52.3%的臺灣"漢人"發生在1376 G*T不同。
(2) 地中海貧血 (Alpha and Beta Thalassemia)
地中海貧血為自體隱性遺傳疾病, 是由於染色體11及16對一個或多個蛋白基因因缺
損、重組或突變異常所造成, 引致血色素在alpha或beta鏈不正常所致。在臺灣此症之
發生率、基因異常形式各族群均不同, 臺灣"漢人"之特徵與中國人亦不同，可能與為適
應瘧疾之高盛行有關。
臺灣居民健康問題與族群關係
臺灣與西太洋島嶼南島語族呈現共同之健康問題，特別包括較高之骨質鬆弛、維他
命D缺乏、易骨折、高尿酸、高腦血管疾病發病率、較高之高血壓發生率....等等。表
示臺灣與西太洋島嶼南島語族相同之血脈淵源。
原住民的健康問題長期被忽略，近來美國、澳洲逐漸重視少數民族的健康問題
，研究得知與強勢民族如白人還有一段差距。台灣原住民的健康狀況，似乎和美國、澳
洲、及西太平洋地區南島族原住民狀況類似，和台灣其他住民比較，則原住民無論在平
均餘命、死亡率、疾病盛行率、某些疾病, 如鼻咽癌、胃癌, 發生率等，均比台灣一般
民眾嚴重。目前的研究顯示在平均餘命約少十歲；男性少12.5歲，女性少6歲，標準化
死亡比約為2倍；男性為2.1倍，女性為1.7倍。疾病以意外災害、自殺、肝硬化、結核
病、肺炎、支氣管炎、嗜酒、寄生蟲等為最嚴重，一些上消化道癌症也值得注意，而現
代文明帶來的心臟血管病、骨質鬆弛症、痛風、營養、適應等，漸漸形成新問題。整個
評估，原住民健康問題雖然有改善，比台灣或離島地區約有25-30年的差距，各族別間
也有差異存在。
至於原住民重要死因分析; 在過去20年中，台灣山地居民死亡個案共有35,221位(
男22,871位，女12,350位)，界定原住民種族別，分析其主要死因，經與全台灣地區居
民死亡個案共1,695,479位(男1,024,581位，女670,898位)比較，結果發現:
1.男性標準化死亡比(比台灣地區):泰雅、布農、排灣、魯凱四族在意外災害、結核病
較高(1971-90年)，泰雅、布農、排灣三族在自殺、肝硬化、肺炎較高(1971-90年)；
但在布農及魯凱族，則到1981-90年才顯著高於台灣地區，而魯凱族在自殺、肝硬化到
1981-90年才顯著高於台灣地區。癌症則於布農、排灣在1971-90年標準化死亡比，比
台灣地區稍高，心臟血管疾病到1981-90年，泰雅、布農及排灣其標準化死亡比，也漸
漸增高。
2.女性標準化死亡比(比台灣地區):泰雅、布農、排灣、魯凱四族在結核病較高(1971-
90年)，泰雅、布農、排灣三族，在意外災害、肝硬化、肺炎較高(1971-90年)，泰雅、
排灣族其支氣管炎、肺氣腫及支氣管炎較高(1971-90年)，泰雅、布農族其自殺在1971
-90年標準化死亡比，皆有意義的高。布農、排灣族癌症在1981-90年也稍高。
由以上得知，大致上原住民在意外災害、自殺、肝硬化，及傳染病包括結核
病、肺炎、支氣管炎等較嚴重，標準化死亡比在2倍以上。癌症、心臟血管疾病也逐漸
形成新問題，另外，診斷欠明者，標準化死亡比為2.1倍，在雅美族甚至高達12倍，顯
示其醫療的缺乏。
臺灣平地居民容易得到的疾病也深受原住民體質特徵的影響, 譬如高鼻咽癌、胃
癌與肝癌發病率，可能與族群融合有關。對台灣南島語民族之瞭解, 有助於我們醫界
對台灣本土疾病之瞭解, 創造在國際上從事創始之機會, 間接也可協助人文科學研究
者幫我們台灣居民尋根, 真正去定位新台灣民族之祖先與來源。
高雄醫學院神經學科 陳順勝
摘要
在臺灣的原住民為南島語民族(austronesian), 包括在高山的九族、及平地平埔族
至少十族。南島語民族出現於亞洲東南部的農業中心地帶, 與侗傣語族有親屬關係。南
島語系的民族的起源有多種說法, 最近幾年已定論的學說, 認為南島語民族的起源地應
該是在臺灣, 由臺灣移向太平洋各島嶼。推論南島民族分七階段先由台灣擴散開來的。
在台灣南島語系民族, 由於無文字記載, 只能由考古學家推測在不同時期約分五批出現
, 最早在距今 6,500年前來台的泰雅族、鄒族,最晚則是500年前由菲律賓巴丹島移居的
雅美族。原住民在臺灣海內外遷徙形成台灣文化之多元化。
台灣的居民兩千一百萬人中, 75%為講河洛話人口, 13% 講客家話, 10%為近四十年
由中國移入者及2%的原住民。前兩者佔台灣88%人口, 從臺灣史、民俗、文化及語言之
研究確知, 在台灣地區居民許多有原住民之血緣關係, 而產生"族群共和"之新台灣民族
。他們有漢人的文化位階, 及南島民族愛海向外移徙之冒險精神。
回顧90年代前後之醫學文獻發現醫界開始對台灣居民從事與血緣認定有關之研究,
譬如台灣居民不同族群組織抗原(HLA)、粒線體核酸(mitochondial DNA)及基因異常之
研究, 發現所謂平地漢人人口與目前之中國大陸居民特徵表現不同, 而界於原住民與漢
人之間, 使人文科學研究所下的結論得到佐證。台灣居民組織抗原與中國人不同之主要
特性包括：出現高比率的空白對偶基因(blank alleles)、各組織抗原位點特徵兼具漢人
(如高A2、A11、B40、B46)與南島語族 (如低A9、Aw19、B48)特徵。臺灣人之HLA-A10,
A11出現率比中國人高；而HLA-A1,A24, A26則比中國人低。同樣地南島語族各族群的組
織抗原也隨著漢化的年代長久與程度而有所不同，譬如泰雅族除了南島語族特有的組織
抗原外，具有平地人特徵組織抗原的比率相對地較高。
台灣居民發生各種疾病之組織抗原特徵亦與中國人不同，作者從文獻與自己的研究
起碼所整理的三十幾種常見的疾病；臺灣人與中國人的表現不同，顯示目前臺灣人所受
南島語族血緣影響之深刻。從基因研究亦發現臺灣居民已是各族群共合所行成之新民族
，譬如蠶豆病是由於性染色體點狀體突變所造成，基因點狀突變方式，在臺灣表現及分
佈比率與中國人不同，從結果顯示不但表現族群融合的事實，更可推論目前在臺灣要找
純種的客家人與河洛人都很困難。在臺灣許多疾病基因的研究都得到相同的結果，只是
許多人沒有去注意到。
臺灣與西太洋島嶼南島語族呈現共同之健康問題，特別包括較高之骨質鬆弛、維他
命D缺乏、易骨折、高尿酸、高腦血管疾病發病率、較高之高血壓發生率....等等。表
示臺灣與西太洋島嶼南島語族相同之血脈淵源。對台灣南島語民族之瞭解, 有助於我們
醫界對台灣本土疾病之瞭解, 創造在國際上從事創始之機會, 間接也可協助人文科學研
究者幫我們台灣居民尋根, 真正去定位新台灣民族之祖先與來源。
前言與人文歷史背景的回顧
(1) 臺灣的史前文化
根據考古學的推斷, 台灣早在五萬年前, 就有人類在此棲息生活, 如同北美或阿拉
斯加的印地安民族一樣, 這批舊石器時代的先民沒有文字記載其生活歷史, 但在臺東長
濱八仙洞及小馬洞穴遺址留下許多遺跡和器物, 他們可能與南島語族無關，淵源與去處
成密？ 目前史前遺址,在台灣本島多達五十幾處, 其中起碼有二十幾處已被國內外考古
學家界定為重要遺址。在文化層次有舊石器時代的先陶文化, 新石器石代的繩紋陶文化
, 巨石文化及晚期的阿美文化, 年代近則在五千年以前, 遠達一萬五千年前。台灣的史
前文化面貌多樣而且豐富; 北從三芝, 金山, 基隆和平島; 南至恆春鵝鑾鼻; 東海岸
全線; 西部沿海; 及離島都可發現史前遺址, 詳見表一: 台灣的史前文化–在台灣遺跡
已確證部份, 其年代與地理位置。
台灣的史前文化的研究將有助於瞭解原住民的來源及其與人類在地球上遷徙之
狀況。這些瞭解將有助於遺傳性疾病之流行病學解釋, 各種疾病之種族差異, 從而知曉
其分子生物學應用, 特別是應用在臺灣之本土疾病之診治。
(2) 南島語系的民族與文化
在臺灣的原住民主要為南島語民族及少數百越族, 包括在高山的九族、及平地平埔
族至少十族(參見表二)。南島民族出現於亞洲東南部的農業中心地帶, 與侗傣語族有親
屬關係。他們居住在熱帶的海濱, 住在高架的欄干, 已知耕種, 喜嚼檳榔, 會織布, 也
狩獵並漁撈, 航海技術發達。南島語系的民族的起源有多種說法, 最近幾年盛行的學說
, 認為南島民族的起源地應該是在臺灣, 由臺灣移向太平洋各島嶼, 提倡這學說最有力
的是語言學家Robert Blust (1985), 另一位考古學家 Peter Bellwood在1992年的
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完全採用這個看法。他推論南島民族分七階段先由台灣擴散
開來的(表三)。他們定論南島民族分七階段先由台灣擴散開來的。5,000年前南島語族
從臺灣開始擴散到菲律賓北部; 4,500年前南島語族遷移至婆羅州、亞伯里斯、爪哇、
弟汶；3,200年前南島語族到馬利安群島、蘇門答臘、新幾內亞、翡濟、東加；1,800年
前到麥可羅尼西亞東區(即帛琉)、玻利尼西亞中區；1,600～1,500年前到夏威夷、復活
島；1,200年到馬達加斯加及紐西蘭。
由以上之描述我們知道西太平洋島嶼琉的原住民與其所發展之族群與文化起源於臺灣南
島語族南進遷移所發展。他們除了落地生根，發展在地文化外，也保有西太平洋地區南
島族共同的文化特色；譬如擅長木彫、男人打魚、女人頭頂糧食、口耳傳述族史、聽命
長老團議決、母系社會約制...等等，也常發現與臺灣同樣的原住民史前遺址。
西太平洋島嶼一億五千萬南島語族共同的命運，是一再受外來政權的干擾；四百年前西
方勢力為了海上貿易開始外來勢力介入，包括歐洲各國的貿易商、中國商人...等等，
三、四百年來異族入侵，戰亂連綿，使原住民捲入腥風血雨，與不堪回首的苦難之中，
其境遇與臺灣的南島族兄弟相仿。
在台灣南島語系民族(Austronesian), 由於無文字記載, 只能由考古學家推測在不
同時期約分五批出現, 最早在距今 6,500年前來台的泰雅族、鄒族,最晚則是500年前由
菲律賓巴島移居的雅美族(參見表三)。
原住民包括在高山的九族、及平地平埔族至少十族, 形成台灣文化之多元化。台灣
的居民兩千一百萬人中, 75%為講河洛話人口, 13% 講客家話, 10%為近四十年由中國移
入者及2%的原住民。前兩者佔台灣88%人口, 從民俗、文化及語言之研究確知, 在台灣
地區許多人應有原住民之血緣關係。從四百年前, 唐山祖先來台, 由於清朝禁海令管制
禁止攜眷來台, 發生"有唐山公, 無唐山婆"之事實, 因而大量漢人與南島族通婚之民族
大融合, 而產生"族群共和"之新台灣民族。他們有漢人的文化位階, 及南島民族愛海向
外移徙之冒險精神, 促成臺灣以中小企業為主之經濟奇蹟。
很可喜的是從1990年後, 我們醫界開始對台灣居民從事與血緣推定有關之研究
, 譬如台灣居民不同族群組織抗原(HLA)或粒線體核酸(mitochondial DNA)之普查, 發
現這 88%所謂漢人人口與目前之中國大陸居民不同, 而界於原住民與漢人之間, 使人文
科學研究所下的結論得到佐證。
對台灣南島民族之瞭解, 有助於我們醫界對台灣本土疾病之瞭解, 創造在國際
上從事original research 之機會, 間接也可協助人文科學研究者幫我們台灣居民尋根
, 真正去定位新台灣民族之祖先與來源。
表一、 臺灣的史前文化─在台灣遺跡已確証部份其年代與地理位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0,000～
10,000年前 舊石器時代：長濱文化─八仙洞、小馬洞穴遺址
與南島語族無關，淵源與去處成密？
6,500年前 泰雅族，鄒族確證存在
5,000年前 西部移進新石器文化
4,500年前 南島語族在台灣發展多系統之不同時期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早期：大坌坑文化(7000-4700年前)
卑南遺址, 月眉Ⅱ遺址
3,500年前 新石器時代中期：繩紋紅陶文化－小馬洞穴中層、漁棓、
監寮、老番社下層、
新石器時代晚期：卑南文化─卑南、掃扒、富山、漁埸、
東河
麒麟文化─都蘭、泰源、麒麟、忠勇、
新社 白守蓮、八桑安
花岡山文化─花岡山、嶺坎、大坑遺址 發現開始耕種、石棺土葬、紅陶、陪葬玉器
1,500年前 鐵器時代：靜浦文化(阿美族祖先)─靜浦、水璉、富南、 小馬洞穴遺址
500年前 雅美族移入 (來自菲律賓巴丹島)
400年前 漢人移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二、 台灣原住民─高山族與平埔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高山族 平埔族
泰雅族 凱達加蘭族
賽夏族 噶瑪蘭族
阿美族 道卡斯族
布農族 巴則海族
鄒族 巴布拉族
卑南族 貓霧梀族
魯凱族 和安雅族
排灣族 邵(水沙連)族
雅美族 西拉雅族 猴猴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三、 南島語系民族的發源、擴散與臺灣原住民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島語系民族的發源與擴散
50,000～
10,000年前 臺灣已有舊石器時代遺址及人類居住，與南島語族無
關，淵源與去處成密？
6,000年前 南島語民族從亞洲東南部(？)遷移來臺灣
5,000年前 南島語族從臺灣開始擴散到菲律賓北部
4,500年前 南島語族遷移至婆羅州、亞伯里斯、爪哇、弟汶
3,200年前 島語族到馬利安群島、蘇門答臘、新幾內亞、翡濟、
東加
1,800年前 南島語族到麥可羅尼亞東區、玻利尼西亞中區
1,600～
1,500年前 南島語族到夏威夷、復活島
1,200～
1,100年前 南島語族到馬達加斯加、紐西蘭
南島語系民族─臺灣原住民
6,000年前 南島語族遷移來臺灣發展族群：泰雅族、鄒族、賽夏、
巴則海、洪雅族
5,000年前 排灣族群：排灣、卑南、魯凱族群遺址 (卑南遺址)
2,000年前 凱達格蘭族遷回臺灣
1,500年前 阿美族在靜浦─靜浦文化，鐵器時代
1,000年前 猴猴族遷回臺灣或由泰雅族分出(？)
500年前 雅美族由菲律賓巴丹島移居蘭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類淋巴球組織抗原 (Human Lymphocyte Antigen, HLA)
(1) HLA的介紹
人類的第六對染色體, 分別來自父親和母親的配子。在每一條染色體上的HLA基因
叫haplotype, 而每個人都有2 條haplotype, 所以在兄弟姊妹中, 2 條皆同的機會為
25%, 一條haplotype 相同的機率為50%, 而兩條都相異的機會也有25%。 而子代和親
代中僅一條haplotype 相同, 而言些HLA基因在人體免疫系統中, 所扮演的角色, 是舉
足輕重的, 在器官移植時, 器官捐贈者和器官接受者, 他們在haplotype 的相似程度,
更直接影響著他們的移植成功率, 所以在器官移植前, HLA 的測定就顯得十分的重要。
HLA的發現: 由於組織移植,個體產生程度不同之排斥現象,推論及確定了組織相容
抗原(histocompatibility antigen)的存在,為一種位於細胞膜表面的醣化蛋白(
glycoprotein). 組織相容抗原依引發排斥反應之強弱,可分為:
1. 主要組織相容複合體(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人類之MHC首先於
1954年Dausset於白血球之細胞膜上發現, 遂定名為人類淋巴球組織抗原(HLA)。其基因
複合體(基因及其產物之合稱)於1965年發現, 稱為人類淋巴球組織抗原複合體(HLA
complex), 位於第六對染色體的短臂上。 器官移植時,此HLA愈相符, 移植成功率愈高。
2. 次要組織相容複合體(minor histocompatibility antigen): 其基因散佈在整個基
因圖(genome)之中, 所造成的排斥反應較弱, 可以免疫抑制藥物適當控制。
(2) HLA之基因群(locus)之分類:
第一類抗原(Class I antigen): 包括HLA-A; HLA-B; HLA-C。為位於細胞膜表面的醣蛋
白, 體內有核的細胞均有, 但濃度不一, 其中以淋巴球表面濃度最高。
成份:為非共價鍵組合之44,000-Da 之阿爾發鏈, 及12,000-Da 之貝他鏈2 微球蛋白(
microglobulin)。其中抗原決定位是在阿爾發鏈上, 而B2-microglobulin為結構性蛋白
, 基因位於染色體15 上 , 不具抗原簇的性質。
功能:可與外來物質結合, 並將之呈現給 細胞毒性T淋巴球(cytotoxic T cell), 促動
其反應, 所以在移植排斥, 以及受病毒感染細胞的毒殺作用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遺傳: 阿爾發鏈即由HLA-A,B,C 之基因而來,且為等顯性,亦即每個個體均有6個第一類
抗原, 父母雙方各提供3個, 均表現在細胞膜上。
第二類抗原(Class II antigen): 包括HLA-DR; HLA-DQ; HLA-DP
分佈: 分佈範圍比第一類抗原小, 主要是表現在B細胞, 吞食細胞, 單核細胞...及活化
T細胞等細胞的細胞膜上。
成分: 非共價鍵組合而成的34,000-Da阿爾發鏈以及29,000-Da 的貝他鏈(B-chain)兩者
共同為抗原簇。
功能:與抗原呈現細胞(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APC )將抗原呈現給T cel細胞有關
。 helper T 細胞只認識與自身之class II antigen 結合之異物抗原, 而後促動吞食
細胞, 單核細胞.. 等免疫反應。
第三類抗原(Class-III antigen): 補體部位(complement region), 基因群位於HLA-B
及 HLA-DR之間, 決定了C2,C4, 及Bf(B factor), 均與補體系統有關。
(3)HLA的基因表現
HLA 是目前人體內已知最具多態性(polymorphism) 的系統。 如 HLA-A 及HLA-B
的基因型, 已知的便超過80 種, 而已確定的 HLA-C locus 基因, 也有 10 種以上。
此外, DR 有24 種, DQ 有9 種, DP 亦有6 種之多。而一條染色體上連鎖的一套HLA
alleles 組合稱為haplotype,如a1b2c3dr4dq5dp6。 由於HLA-A,B,C,D 四個locus 非常
接近, 可共同視為一個locus, 形成一個單位, 遺傳給下一代. 每個人的HLA 基因, 又
自父母雙方而來, 且此兩個同源染色體呈等顯性( codiminant), 並無顯隱之分; 除了
MHC 之外, 細胞內尚有大量的次要組織相容複合體,因此可能產生的組織親和性抗原種
類相當多。
雖然HLA 的基因組成種類非常多,不過,HLA的分佈卻有相當高的族群特異性, 所以,
我們可利用HLA antigen 來研究人類學上的族群融合及族群遷徙。
(4) HLA 之檢測法
第一類抗原的檢測法:
第一類組織抗原的基因在HLA-A,B,C 上, 在移植時, 第一類抗原較第二類抗原不重
要, 但骨髓移植時, 則兩者皆要符合。方法是使用混合淋巴球細胞培養法(mixed
lymphocyte culture)。它是血清檢查法 中最簡易且最快速的方法。原理是利用抗原,
抗體及補體三者間的關係所設計。步驟: 1.將各個抗體 1 uL 加入微井盤(micro-well
plate)中, 一個盤約有60 或72 個微檢井凹。2.在每個井凹中, 加入2000 個淋巴球,在
室溫下靜候30 分鐘, 使抗原和抗體作用。3.加入5 uL 的補體(complement, rabbit
serum),在攝氏37 度下放置1~2 小時。
4. 加入嗜伊紅性染劑(eosin Y vital dye)。5. 以福馬林固定液加以固定。
結果:若有適當的抗原抗體反應時, 細胞膜將受損, 染色時, 染料可染入細胞, 在作鏡
檢時, 即可發現淋巴球被染上顏色. 若沒被染色, 淋巴球即不帶已知抗體所欲測之組織
抗原另一種螢光染色方法(fluorochromasia),是在步驟4 的地方加入綠色(fluorescein
diacetate) 及紅色(ethidium bromide)螢光染色劑 , 若是活體, 則綠色螢光劑可進
入, 呈現綠色, 若是死體, 則紅色螢光劑可進入, 呈現紅色。由此, 我們可計算出有多
少淋巴球死亡或存活, 以此來決定它反應的程度。
第二類組織抗原的檢測法:
第二類組織抗原的基因在HLA-DR,DQ,DP 上, 而這三個基因座位於D 區。在移植時,
若此類抗原能配合, 則移植效果佳. 由於第二類組織抗原在輔助性T 細胞的活化上相
當重要, 而輔助性T 細胞又為細胞性免疫及體液性免疫等反應之中樞, 所以第二類抗原
, 遠比第一類抗原之配合來的重要。
測定方式: 測定方式有二
1.血清學方法: 主要是測定B 淋巴球上的DR 抗原, 因為HLA 上的 DR 抗原在移植免疫
上影響較大. 測定方式如同第一類抗原, 以抗體測定, 方法亦同。
2.混合淋巴球反應(mixed lymphocyte reaction)法: 此法為傳統測定第二類抗原是否
相同的方法。原理: 若第二類抗原不相同時, 可使接受者的T 淋巴球增生, 因為T 淋巴
球可認識此異物抗原。 而淋巴球的增生是以其DNA 之合成量加以測之。 因此測量淋巴
球數目的多少, 便可知其第二類抗原的相似度。方法: 將捐獻者(donor)的淋巴球和接
受者(receptor)的淋巴球培養在二起, 將DNA前驅物質3H-thymidine(3H-TdR) 加入, 則
可從3H-TdR 併入細胞DNA 的程度得知其DNA 的量以決定抗原呈現細胞(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
(5)HLA的應用
1). 器官移植時捐獻者與接受者之組織配對檢查
2). HLA和疾病的關連性
HLA抗原和許多疾病有密切關係, 如黏連性骨關節脊椎炎和HLA-B27有密切
關聯。有些關係只出現在某些種族, 如在北歐高加索族群中B7, DW2及DR2
的出現和犯多發性硬化與視神經炎有關, 而在其它種族有關連的HLA則不
同。
3). HLA與藥物過敏反應的關係
抗藥反應與注射疫苗反應的遺傳控制方面, 人種間會表現其差異, 而在
HLA檢查可看出特徵。
4). HLA在懷孕的檢查應用
懷孕婦女的子宮內間質滋養層細胞具可辨識第一類MHC抗原，與單株抗體反
應檢驗嬰兒的HLA型, 若帶有某種惡性疾病有關之抗原, 則可考慮流產。
5). HLA用於鑑定父系關係
以ABO血型無法鑑定血緣關係時, 可進一步利用HLA來確定。若有共同單套型HLA抗原,
則親生關係便很有可能, 但不是百分之百確定；若無共同單套型HLA抗原, 則百分之百
確定父親另有其人。
6). HLA對人類學研究之應用
由於HLA型在不同人種族群差異相當大, 使人類學家建立了族群與遷移關係的資料。譬
如說, 美國白人8%具HLA-B27抗原, 2%美國黑人也具此抗體。但是非洲黑人找不到HLA-
B27抗原。這顯示美國黑人有白人之混血。
臺灣居民的HLA研究
早期對臺灣居民HLA的研究皆把臺灣的居民稱為"在臺灣的中國人" (Chinese
people in Taiwan), 其選樣與抽樣也忽略臺灣族群融合的事實。解嚴以後, 此種情況
逐見獲得改善, 相關的研究已開始把選樣區分為臺灣河洛人(或大部份仍稱為閩南人)、
客家人、大陸移民(或外省人)、及原住民。其中對原住民的研究興趣，都分各族群採樣
區分。現在的隱憂在於把臺灣族群的分類過於單純化，也欠缺的臺灣人文歷史的瞭解，
通常用所使用的語言分類族群，而無法追溯族群的融合的歷史，造成各家研究結果差異
頗大，或者忽略無法解釋的資料結果。原住民的研究
(1)早期臺灣居民的HLA研究
解嚴之前有一些臺灣住民混合在一起的研究資料已經顯示與中國人的數據有不同之
處, 雖然他們最後仍選擇其中相同之數據結論臺灣住民與中國人相仿。最早把臺灣居民
劃分不同族群研究HLA的, 應該是1990年臺灣醫誌李氏的文章，這篇文章開起臺灣居民
HLA研究的大門。在該文抽取200個於不同縣市健康的醫院工作者，男150人，女80人，
年齡:18~57作為漢人族群。在原住民的採樣上，取北部泰雅;中部布農;南部魯凱與排灣
為原住民族群。本研究的結論是:台灣河洛人，客家人，南中國人，北中國人沒有明顯
的不同，但以上四種人，也就是漢人，則原住民明顯不同。論據差異表現在HLA-A24、
Bw26、DRw6、DRw8之不同。但是本論據預設立場急欲排除原住民和漢人是不同的，但未
能深究漢人中，台灣的河洛人, 和客家人與大陸已有不同, 採AB, AC, 則B=C的論調,
使人無法理解信服。
詳細檢視及資料臺灣人與中國人HLA仍有許多不同；譬如Aw19在台灣的河洛和客家
人中沒有，但在五十年內的大陸移民卻高達三成以上，解釋理由是在離島常發生
homozygosity所造成，往往造成臺灣居民的blank alleles，而中國人沒有blank
allele。Aw19在東方人中一般占有三成，而臺灣人卻沒有呈現blank allele，可視為台
灣人和中國人不同最有力的論點之一，但本研究卻以是島嶼常有的homozygosity現象不
予考慮。而在作漢人和原住民比較時， 卻把blank allele拿出來作為其間不同的有力
証據，其選擇性的論証令人存疑。
本研究對homozygosity所造成blank allele的論點是由於隔離社會所造成。而在高
山族中，排灣和魯凱是生活在山中，且其社會較封閉，所以其blank allele較高。但是
居住地而造成族群的封閉，本研究的論點明顯地對原住民不認識，近百年來原住民間彼
此是可以通婚的，族群和居住地的封閉性存疑。
另外比HLA-A的比較而言: HLA-A11,A2,A9出現頻率在臺灣"漢人"比原住民高，但
A24,Aw19則較低。此論點犯了前面同樣的錯誤，採A=B,A=C, 則B=C的論法， 以A11為
例, 台灣漢人高於大陸漢人, 而原住民低於所有漢人. 可見台灣的漢人有其它外來種族
之融合，其A11值較大陸漢人高，可能是平埔族，甚至是殖民期之血統來源，值得研究
。依照本研究之比較方法, 比較台灣漢人和中國漢人之不同, 亦有明顯結果:臺灣人之
HLA-A10,A11出現率比中國人高；而HLA-A1,A24, A26則比中國人低。此為台灣人和中國
人不同的論點之一。
以HLA-B的比較；臺灣"漢人B5,B40,Bw46比原住民高；而Bw61則較低。其推論台灣
漢人和中國漢人相同的論點, 在HLA-B更形薄弱；HLA-B群眾多，只有以上可供佐証，而
本研究捨多數論據，只取少數論據，使其一開始便欲設立場的可能性, 更加明顯。台灣
"漢人"和中國漢人的不同處在於臺灣人B39,Bw55,Bw48出現率比中國人高；而Bw52、 B8
、B12、B44、B14、B15、Bw62、B16、Bw57、Bw58、Bw22、Bw54、B37、Bw60、Bw61則較
低。其中文中有指出B15明顯低於中國漢人, 但不知在比較時, 為何省略不用。
而HLA-C的比較:臺灣"漢人"Cw2出現率比原住民高；而Cw7則較低；Cw1,3,7則臺灣
人與中國人類似。但由數字看來，Cw1,3不僅和中國人相似，更和原住民一致。而Cw7更
是高於大陸漢人, 和原住民一致。 且在C族中, 除以上所述, 餘者台灣漢人和大陸漢人
有相當的差異，和台灣原住民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
HLA-D的比較: 臺灣"漢人"HLA-DR2,4,5,DRw9出現率比原住民高；Dw6較低。
其中DR2,4雖頻率略高, 但台灣"漢人"又高過大陸"漢人"。有外來人種混入的可能性。
而DR5台灣漢人、大陸漢人、台灣原住民有近似的值。DRw9台灣漢人反而和原住民較為
相近；而Dw6台灣漢人則明顯異於台灣原住民及大陸漢人。
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和部落間，其HLA仍有些許差異，但總體而言，其有一定
的相似性，在A24, Bw60, DRw8較突顯。台灣的漢人雖和台灣的原住民有一定的差異，
卻和大陸的漢人有相當的差異，本研究的數據便可當明顯的証明. 但因在推論開始，欠
缺人文瞭解無法解釋數據，致使推論過程疑問重重，推論結果差異頗大。惟實驗的數據
中，缺乏平埔族的數據，因在台灣漢的族群融合，對平埔族影響十分深遠，現在幾乎所
有的平埔族都已融入台灣漢人的社會中。且台灣的漢人，經荷蘭人及日本人的統治，
也有某種程度上族群的融合，而在這些人種的交流下，只因台灣漢人和台灣原住民的
HLA相似性不高，便盲目地將台灣漢人歸於大陸漢人，實屬不妥。
(2)近期臺灣居民的HLA研究
以中研院主導的TWIN大型計畫為主流, 已收集臺灣九族高砂族及兩族平埔族3,700
人以上的血液全面進行各領域的研究, 特別包括血型, HLA及多種疾病之分生研究, 已
有初步的成果, 短期內將是原住民研究之龍頭, 唯若運用在臺灣居民的研究, 則需人文
資料導引之補強, 特別是在所謂漢人之抽樣與應全面加速平埔族的普查。我們先略舉其
中相關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HLA之前, 血型仍是一重要的遺傳生物指標。在林力式等所作臺灣居民的H血型研
究, 檢測A, B, H, D, C, c, E, e, Cw, Lea, Leb, P1, M, N, S, s, K, k, Jka, Jkb
, Fya,Fyb, Kpa, Kpb, Jsb, Lua, Ge, Coa, Cob, Dia, Dib, Cad, 及Mur。對Mur陽性
者再把MiIII從IV, VI, IX與GP區分區開來。其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在MiIII型的出現。
Mi III血型的表現以東臺灣與臺灣中西部居民出現率最高。在高砂族之阿眉族、雅美族
、及卑南族分別為88.4%、34.3%、與21.2%。這種在中國人與日本人不會出現的血Mi
III, 在東、北、南、西臺灣的出現率分別為11%、2%、3%、及2%。林氏等解釋應為過去
在各區與阿眉族通婚所致。這研究顯示在進行臺灣族群生物醫學研究時，對所謂臺灣漢
人抽樣或瞭解其族群歷史之重要性。
在HLA研究方面則以陳氏等在1966年發表的臺灣原住民HLA抗原分佈之研究最廣泛與深入
。台灣原住民約20族, 其中九族為高山族, 蘭嶼雅美族位居離島,其餘為平地之平埔族;
而除了雅美族及九個高山族仍保有社會文化及語言之外, 平埔族多已漢化而消失。自
語言學, 考古, 以及社會文化等角度, 台灣的原住民之間亦有相當的民族融合的情形發
生, 不過目前原住民的來源及遷徙路徑仍不詳.因而在這研究不似以往的類似文獻僅將
所有的原住民歸為一類, 而將各族(包括高山族及平埔族)予以細分, 比較其HLA
frequency, 藉以分析各族之間的血緣關係的遠近。
這研究自17個山地村落，2個平地部落抽樣了903名完全無血緣關係的成人，抽血檢驗
其HLA-A, B, C抗原，採樣中每個人至少距三等親以上。結果顯示原住民有著比台灣漢
人高的A24, B13, B60。將所得數據以演化樹歸納，並和亞洲其他的大陸民族及海洋民
族比較，結論為台灣的原住民與南洋等民族為同一祖先，而台灣的漢人的血脈是來自於
亞洲大陸。這是篇很好的高砂族原住民HLA研究，但對平地居民包括所謂漢人之抽樣則
著墨不多, 為美中之不足，我們作如下之探討。
HLA-A：台灣原住民中最常見之HLA-A為A24, 與南洋等民族接近。其次為A2, A11,
及A26，此類HLA的分佈似蒙古利亞種人。阿美族具明顯地較其他族高的A33。邵族及巴
則海族具有高的A2,A26,此為似蒙古利亞種人之特徵。不過本文忽略了平埔族四百年來
早已有與漢族融合之討論。
在HLA-B方面:台灣原住民具有高比例的B60;布農族及曹族之B13>B60;邵族及
巴則海族兩族之B13,B48,B60明顯較其他族為低, 而具有較高的B46, 此B46 為蒙古利
亞種的特徵之一。雅美族與台灣其餘各族明顯不同, 其B62為全世界最高者。而由語
言學及其餘社會學上的研究證據, 亦顯示雅美族自菲律賓之巴丹(Batan island)移民
而來,其血緣又和菲律賓本島不同。
由上述資料得知台灣之原住民來自於同一祖先; 各族之間的血緣遠近又和其地理
分佈呈正相關:如北部泰雅及賽夏族; 中部布農及曹族;南部魯凱及排灣族;東部阿美及
卑南族;雅美族位於離島。除了HLA以外的分生基因指標還包括:
阿美及布農族其有一新的adenosine deaminase allele(ADA); 阿美及布農族具有與他
族不同之orosomucoid allele, ORM1Q0; 經NJ研究法推論卑南族自蘭嶼而來;邵族及巴
則海族族居於中部平原,與漢人融合深; 而可能由於B-blank的關係, 使得他們以UPG及
NJ的方式分類, 所得的結果不同。
從早期與近期研究可知臺灣居民HLA結果數據差別太大，特別是臺灣漢人的部份，
顯示兩研究中至少一者抽樣方法有問題(卻可得到類似的結論)。未對台灣移民檢測及
比對。且若要對台灣移民檢測比對其與大陸之關係, 必須再取其餘亞洲民族檢測(如統
治過台灣之日本), 並進行交叉分析, 才可斷定台灣之血脈與大陸仍相同之結論。其他
尚有如下疑點:
1. 並未對台灣移民(近代中國漢人, 河洛人, 客家人)加以抽樣, 並與原住民比
對分析, 無法得到台灣為亞洲大陸移民, 與原住民血緣不同之事實。
2. 以HLA-A2為例:本次研究以A2作為蒙古利亞種之指標,以原住民之A2之較
低發生率, 推定原住民與亞洲大陸之血緣不同。 然而與前期研究數據對照,
發現泰雅族的A2發生率比河洛及客家還高, 反而更接近亞洲大陸之數值。是
否可判定泰雅族為亞洲大陸血統? 因此很難憑A2二分"原住民/海洋台灣移民
/大陸"。
3. 作者以A11為蒙古利亞種人之指標來証明邵族, 賽夏等族的漢化程度,但以此
原理來看數據, 發現雅美族之A11更高, 因此說服力不足。
4. A26, 若以作者論點解釋, 則可作漢化程度之指標(漢化愈深, 發生頻率愈
小), 但是對於排灣及阿美族之較平地部落更低的數據, 則略過未加討論。
5. A33, 阿美族比起各族明顯高出相當多, 將之與其他研究相較, 發現若以
作者論點視之, 可將A33當作蒙古利亞人之指標,但是針對這一點作者略過,
未作任何解釋。
6. B8, 原可用來解釋漢化程度愈高, 則此值愈低, 但是以其他研究相較數據對
照, 發現大陸的漢人此值反而高。
7. B13, 漢化程度高者此值應低(以作者論點), 但是阿美族之特低值, 及雅美
族之近似平地部落的結果, 無法解釋。
8. B48, 漢化程度高者此值低, 但是再以其他研究相較數據對照, 發現大陸漢
人此值雖低, 但是台灣移民此值反而高出大陸數據相當多。
(3) HLA單套型頻率(haplotypic frequencies)
所謂單套型，即指位於單一染色體上對偶基因的組合，且由於緊密連結的原因，
通常以單套型為遺傳的單位，人為雙倍體，故有二個單套型，且為等顯性，以孟德爾
遺傳法來看，二個同胞兄弟姐妹，有25%的機率共同擁有相同的二個單套型，有50%的
機率，擁有相同一個單套型，及25%的機率，完全沒有相同的單套型。
在1990年臺北榮總曾有一研究，分析臺灣居民32個"漢人"家庭201位成員(選樣未
說明)組織抗原單套型頻率，父母親的HLA單套型是根據他們孩子的HLA typing而辨認
的。空白的基因位表示是純種的。而HLA中，A，B；B，C及A，C基因的連鎖不平衡即是
根據觀察得的頻率和預期的頻率的差值。而預期的頻率是由兩基因頻率的乘積而計算
出。至於統計上的意義就由Pearson的卡方值 (chi-square)測驗來決定。以2*2任何可
表具或不具某單套型基因數目的表格來做計算。而其意義所含程度即是由P值(事件發
生的機率)來評定。根據所得計算出連鎖不平衡，臺灣居民"漢人"最重要的兩位基因單
套型頻率的連鎖不平衡是A30-B13，AW33-B17，BW46-CW11，B12-CW8，A1-CW6，及A33-
CW3，在137位孩子中，並沒發現點重組的現象。相反的，連鎖不平衡為負值的有A9-CW
4及A2-B17。高加索人和此研究受試者都有一些相當高的正連鎖不平衡，如A30-B13及
B13-CW6，而A3-B7，A1-B8，AW33-BW65，A30-CW6，AW33-CW8，B35-CW4和B37-CW6在中
國人中是不常見的，HLA-A，B，C三基因位常見的單套型有A1B8CW7及A3B7CW7等得單套
型。
把此研究所得之基因頻率和其它中國族群作一比較。基本上，台灣和大陸的
中國人的HLA輪廓大抵相似，除了A33和B40外。根據遺傳標記。如HLA和Gm同種異質型
(allo type)，來將中國族群分為南方和北方。而台灣的族群即是由南方的中國人後裔
所構成。和大陸的中國人的遺傳標記對照，有些微差異。以紐約的中國人為例，由於
他們大部份是由中國大陸南方和台灣移入的，故他們的HLA基因頻率和台彎的中國人相
似。雖說HLA單套型頻率強烈相似性存在且可反應出中國人背景的共同體，但經由人種
的混血及地理的隔離，已產生必然的差異，藉由計算單套型頻率將對父系血統的鑑別
、HLA和疾病相關的確立及人類學的研究有所助益。
同樣在1990年臺大的研究即顯示不一樣的結果; 在更精確的選樣臺灣河洛人後,
發現HLA單套型頻率有意義的為A2-B13; A2-Bw46；在客家人為A11-B5, A9-B40;泰雅族
為A24-B39, A11-B27; 布農為A24-B13, A24-Bw48; 排灣為A24-Bw60。臺灣河洛人與客
家人HLA單套型頻率有意義之配組與中國人數據不同, 甚至於與同年代榮總之資料亦迴
異, 應是抽樣造成之差異，也顯示臺灣族群在生物醫學背景之複雜性。
至於近期對臺灣原住民的HLA單套型頻率研究, 則顯示除雅美及卑南族外最重要的
兩位基因單套型頻率的連鎖不平衡是A24-B60, 另外卑南族還呈現A24-B62;雅美族為
A11-B62。這些數據較接近1990年臺大之研究結果。
臺灣居民HLA和疾病的關連性
HLA抗原和許多疾病有密切關係, 如黏連性骨關節脊椎炎和HLA-B27有密切
關聯。有些關係只出現在某些種族, 如在北歐高加索族群中B7, DW2及DR2的出現和犯多
發性硬化與視神經炎有關, 而在其它種族有關連的HLA則不同。
台灣居民發生各種疾病之組織抗原特徵亦與中國人不同，作者從文獻與自己的研究
起碼所整理的三十幾種常見的疾病；臺灣人與中國人的表現不同，顯示目前臺灣人所受
南島語族血緣影響之深刻。
早期對臺灣居民各種疾病HLA的研究皆稱為"在臺灣的中國人XX病HLA之研究" (
Study of HLA in XX disease of Chinese people in Taiwan), 其選樣與抽樣也忽略
臺灣族群融合的事實。此種情況至今未見改善, 相關的研究很少把選樣區分為臺灣河
洛人(或大部份仍稱為閩南人)、客家人、大陸移民(或外省人)、及原住民。隱憂在於
把臺灣族群的分類過於單純化，也欠缺的臺灣人文歷史的瞭解，通常用所使用的語言
分類族群，而無法追溯族群的融合的歷史，造成各種疾病研究結果與中國所作的研究
差異頗大，甚至於放棄無法解釋的資料結果，民族的混淆，摧毀自己的自信，既可惜
又可悲。
臺灣人與中國人疾病HLA特徵之差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疾病名稱 臺灣人HLA特徵 中國人HLA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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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肌無力症(+) A2,DR9,Bw46,DQw3 DR4, Bw46
(-) DR2,DR3,DR4 B17
糖尿病 A10,
非因素林依賴型
糖尿病 DR3/4 A9,DR3,DRw9
因素林依賴型
B型肝炎 (+) B8 Bw46,DRw9
(-) Bw17
肝癌 (+) Nil B15
(-) A11,Bw17,B27
紅斑性狼瘡 B8,Bw38,A3 DR2,C4A,B13
牛皮癬 A10,B4,B6,B13,DR1 A1,Aw30,B13
Behcet*s病(+) B51 B51
(-) B16 N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臺灣居民遺傳疾病之分生研究看族群融合
從基因研究亦發現臺灣居民已是各族群共合所行成之新民族，譬如蠶豆病是由於性
染色體點狀體突變所造成，基因點狀突變方式，在臺灣表現及分佈比率與中國人不同，
從結果顯示不但表現族群融合的事實，更可推論目前在臺灣要找純種的客家人與河洛人
都很困難。在臺灣許多疾病基因的研究都得到相同的結果，只是過去許多人沒有去注意
到。在此特別提到蠶豆病與地中海貧血之基因研究。
(1) 蠶豆病G6PD缺乏症 (Glucose 6 Phosphate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Glucose 6 phosphate dehydrogenase ( G6PD ) 是位於X染色體上屬性聯遺傳的酵
素。對產生NADPH非常重要，而NADPH提供還原生物合成及成熟紅血球將過氧化氫等化合
物解毒所需的還原物質，蠶豆病是人類最常見的酵素病態，全世界有超過兩億人深受影
響。蠶豆病使人易罹患一些疾病，包括藥物或食物引起發急性溶血性貧血，嚴重的慢性
非球形細胞溶血性貧血及新生兒黃疸。
G6PD基因有13個exons及12個introns，將近20kb，密碼區位在exons 2到13。
在1992年中研院的研究發現至少有4種不同的G6PD突變可在10位受試者中的9位辨認出來
，另一位則沒有這4種之一的突變。
此篇文章根據起源及遷移的時間將台灣的中國人劃分成台灣人、大陸外省人、
客家人及原住民等四族群，而其中以客家人罹患G6PD deficiency 比例最高( 4.52% )，其次為原住民中的阿美族( 3.5% )。除了493 A*G的突變只在台灣人和客家人有案例，其餘三種皆有其他地區的中國人同樣的突變被報導，493 A*G，1376 G*T，及1388 G*A這三種突變在台灣人或客家人都會發生，這可能是由於河洛人與客家人通婚的結果所造成，而這三種突變佔了此G6PD病態基因的80%，至於487 G*A的突變是否只限於台灣人則未知，須做進一步的分析。有趣的是487 G*A ( 163 Gly*Ser )及493 A*G( 165 Asn*Asp )兩種突變皆位於exon 6，而exon 6正是鄰近於推定的G6P接合區。至於1376 G*T及1388 G*A也是皆位於exon 12和推定的NADP接合區在exon 10 相靠近。所以說，這些位置的突變，便影響酵素的功能。在10位受試者中，有一位不具備上述四種突變之任一種，暗示著某種尚未鑑別出的突變亦可能造成台灣人的G6PD缺乏症。
到了1994年他們進一步研究發現塞夏族G6PD缺乏症之突變62.5%發生在493 A*G,
而阿眉族57.1%發生在592 C*T, 而與52.3%的臺灣"漢人"發生在1376 G*T不同。
(2) 地中海貧血 (Alpha and Beta Thalassemia)
地中海貧血為自體隱性遺傳疾病, 是由於染色體11及16對一個或多個蛋白基因因缺
損、重組或突變異常所造成, 引致血色素在alpha或beta鏈不正常所致。在臺灣此症之
發生率、基因異常形式各族群均不同, 臺灣"漢人"之特徵與中國人亦不同，可能與為適
應瘧疾之高盛行有關。
臺灣居民健康問題與族群關係
臺灣與西太洋島嶼南島語族呈現共同之健康問題，特別包括較高之骨質鬆弛、維他
命D缺乏、易骨折、高尿酸、高腦血管疾病發病率、較高之高血壓發生率....等等。表
示臺灣與西太洋島嶼南島語族相同之血脈淵源。
原住民的健康問題長期被忽略，近來美國、澳洲逐漸重視少數民族的健康問題
，研究得知與強勢民族如白人還有一段差距。台灣原住民的健康狀況，似乎和美國、澳
洲、及西太平洋地區南島族原住民狀況類似，和台灣其他住民比較，則原住民無論在平
均餘命、死亡率、疾病盛行率、某些疾病, 如鼻咽癌、胃癌, 發生率等，均比台灣一般
民眾嚴重。目前的研究顯示在平均餘命約少十歲；男性少12.5歲，女性少6歲，標準化
死亡比約為2倍；男性為2.1倍，女性為1.7倍。疾病以意外災害、自殺、肝硬化、結核
病、肺炎、支氣管炎、嗜酒、寄生蟲等為最嚴重，一些上消化道癌症也值得注意，而現
代文明帶來的心臟血管病、骨質鬆弛症、痛風、營養、適應等，漸漸形成新問題。整個
評估，原住民健康問題雖然有改善，比台灣或離島地區約有25-30年的差距，各族別間
也有差異存在。
至於原住民重要死因分析; 在過去20年中，台灣山地居民死亡個案共有35,221位(
男22,871位，女12,350位)，界定原住民種族別，分析其主要死因，經與全台灣地區居
民死亡個案共1,695,479位(男1,024,581位，女670,898位)比較，結果發現:
1.男性標準化死亡比(比台灣地區):泰雅、布農、排灣、魯凱四族在意外災害、結核病
較高(1971-90年)，泰雅、布農、排灣三族在自殺、肝硬化、肺炎較高(1971-90年)；
但在布農及魯凱族，則到1981-90年才顯著高於台灣地區，而魯凱族在自殺、肝硬化到
1981-90年才顯著高於台灣地區。癌症則於布農、排灣在1971-90年標準化死亡比，比
台灣地區稍高，心臟血管疾病到1981-90年，泰雅、布農及排灣其標準化死亡比，也漸
漸增高。
2.女性標準化死亡比(比台灣地區):泰雅、布農、排灣、魯凱四族在結核病較高(1971-
90年)，泰雅、布農、排灣三族，在意外災害、肝硬化、肺炎較高(1971-90年)，泰雅、
排灣族其支氣管炎、肺氣腫及支氣管炎較高(1971-90年)，泰雅、布農族其自殺在1971
-90年標準化死亡比，皆有意義的高。布農、排灣族癌症在1981-90年也稍高。
由以上得知，大致上原住民在意外災害、自殺、肝硬化，及傳染病包括結核
病、肺炎、支氣管炎等較嚴重，標準化死亡比在2倍以上。癌症、心臟血管疾病也逐漸
形成新問題，另外，診斷欠明者，標準化死亡比為2.1倍，在雅美族甚至高達12倍，顯
示其醫療的缺乏。
臺灣平地居民容易得到的疾病也深受原住民體質特徵的影響, 譬如高鼻咽癌、胃
癌與肝癌發病率，可能與族群融合有關。對台灣南島語民族之瞭解, 有助於我們醫界
對台灣本土疾病之瞭解, 創造在國際上從事創始之機會, 間接也可協助人文科學研究
者幫我們台灣居民尋根, 真正去定位新台灣民族之祖先與來源。
〈台灣血源七千年之證言〉
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7-4.htm
沈 建 德
前中興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江澤民與沈君山一九九二年一月的密談之中提到，除了二％的山地人之外，台灣人都是
從中國大陸過去的移民，因此台灣獨立是背叛祖國，共產黨打台灣絕不手軟。不幸的事
是，台灣人也大都認為其祖先來自中國大陸。然而據本人詳細研究的結果，台灣現住人
口之中，除了五．八％有所謂的中國人血統之外，七十七．四％是百分之百平埔及山地
人的血統，其餘的十六．八％漢蕃待分，但據研究所得的瞭解，待分的部分的屬漢族的
不會超過四分之一。推翻了台灣人都來自中國的說法，台灣獨立建國不必再靠「台灣意
識」或「台灣自決」，血統上台灣人就不是中國人！
本研究的起點是荷蘭入侵台灣的一六二四年。平埔及山胞人口係依官方及學者合計的當
時人口及其後的人口成長率計算，而漢族人口則先以開墾田園折算出漢蕃待分人口，每
甲扶養力以三．三人計，再依當時的記載，分辨出漢蕃人數。當然，這些計算標準都有
相當的依據。
為確保研究結果，建立了「台灣人口成長模型」，由一六二四年至一九九五年。在縱的
方面，模型記錄並觀察上述三族人口的成長及相對的田園開墾甲數直至一八一一年。在
橫的方面，設置了十個檢查點，以後對各時期的估算人口和官方人口調查的異同，並加
以分析、說明。因為台灣的人口統計，已知最早是一七五六年，屬於滿清時代。而滿清
的人口奏摺只有繌數，不分男女族別，而且平埔和山胞是從向化時才計入台灣人口，「
尋找」當時的人口總數難，區別漢蕃血緣更難，加上中國學者預設的陷阱，和台灣的大
中國教育所形成的漢族中心思考模式，使本研究充滿了挑戰性。因此，在參考資料方面
，盡量找日本人的研究，古人遊台記述 ，荷清日等國之官方記錄、奏摺、台灣府志及
縣誌等。所得的研究結果雖非十分精確、滿意，但在證明台灣血緣不同於中國則綽綽有
餘。
要證明台灣人根本上就不是中國人，其過程聽起來很複雜，其實不然，你也可自己做。
文獻上推估，一六二四年時的山胞的有二十萬人，以一％的年成長率經過三七一年到今
天，應有八百零二萬。這是一九九二年拙著「被統一前的掙扎」中的簡單算法，當然也
提出了佐證資料。今知平埔族人數比山胞更多，因此，在台灣，除了一九四九年隨蔣介
石來台的難民及其未和台灣人混血的後代之外，很難找到不帶蕃族血統的台灣人，其差
別只是蕃血成份的高低而已。
既然如此，為何台灣人全都是漢姓？有的還有漢族譜？原因是清國乾隆皇帝賜漢姓給平
埔人，而道光、光緒賜姓給山地人，族譜可能隨姓附賜，原住民無須和「漢」族通婚就
有漢姓。還有，日據時代改漢姓為日姓，稱為皇民化，戰後日姓又改回漢姓，七改八改
，原住民的後代知道自己真實血統的沒幾人，而你我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不要以為有
漢姓、漢族譜、會講閩、粵方言就是漢人，還到中國大陸去尋根、認親！
中國人製造的台灣血統為什麼這麼粗糙？因為他們想永遠霸佔台灣，不得不用盡一切方
法，使台灣人忘記自己是誰，而顧不得手段兇不兇殘。能殺的就殺，殺不完的用騙，把
沒有警覺心的平埔和山胞騙為「漢」人。其手法是豢養一批掌客，把平埔和山胞開發所
住蕃社土地稱為向中國大陸政權歸化，簡稱向化。每一地區開發完畢，外來政權滿清就
進來設官抽稅揀現成，把開墾土地列為大清版圖，而蕃族成為大清子民，然後賜姓，使
蕃族搖身一變而為「漢」人。清鄭所開發鄉鎮皆為昔日蕃社原址，由此可證。因此，土
地開發的越廣，滿清官方統計的台灣人口也就越多，這種人口激增的現象，中國學客把
它扭曲為移民潮，而台灣的開發是「漢」族的功勞。事實上閩粵遊民來台多屬農業傭工
，春來秋回，落地生根者並不多，可是中國人就利用這點小小的事實擴大宣傳，直到台
灣人都自認是中國人為止。所以台灣人應當知道，有唐山公無唐山媽者並不多，絕大多
數是既無唐山媽也無唐山公。
台灣血源七千年的證言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最近中共明顯地想藉民族主義解決台灣。本來一個民族不一定只能成為一個國家，更何
況台灣民族是否就是中國民族尚未釐清。可是中共一口咬定，除二％的山地人之外，台
灣人都是中國人。所以，主張兩個中國、一台一中或一國兩府都是分裂中國，做為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的中共不能坐視。它並且揚言，共產黨雖然講理，但是打台灣不會手軟，
近年的軍事演習，似乎是在傳遞這個訊息。隨著中共經濟的改善，台灣對抗中共的籌碼
越來越少，故中共的姿態越來越高，要求國民黨承認中共是中央，否則不惜強制統一。
在上述壓力之下，我們不得不對台灣人的血統做一澈底的檢驗。
很不幸，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在台灣已經形成共識，連專搞台灣民族主義的老台獨也說
：「台灣人，因和中國人具有同一血緣的關係，所以在種族上同屬漢族，這點無可否認
」。在外國也一樣。當我們向日本、美國政府抗議，把台灣當作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時，
他們外交官竟然反問，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嗎？造成這種看法的原因，在於中國的國際宣
傳，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教育。所以，追查台灣人身世的真相，除政治以外，還有多
方面的意義。台灣人的血統，在拙著「被統一前的掙扎」及「國格」之內已有觸及，舉
證說明不少自稱閩客的人具有原住民血緣。最近高雄醫學院醫師發表抽血檢驗的結果，
證實本人的推論。現因中共逼台甚急，驅使本人續做深入的研究。
從考古資料得知，七千年前台灣就有人住，可能是原住民或更早的矮黑人。原住民大別
有高山族和平埔族，據學者研究，他們分別在六千五百年和五千年前來到台灣。中國人
自稱的始祖黃帝，距今才四千六百多年，平埔族的出現都比中國人的始祖還早，原住民
那裡是炎黃子孫？黃帝的神話破滅之後，中國人又穿鑿附會的說，根據書經、夏書、禹
貢、列子湯問篇、山海經、史記、秦始皇紀、漢書地理志、三國志孫權傳、隋書東夷列
傳、文獻通考、隋書琉球傳、日本一鑑等等，證明自古中國人就到過台灣，所以台灣是
中國的。他們從不檢查一下，台灣原住民不但早就來過台灣，而且住在這裏。何況古籍
解釋人言人殊。
台灣原住民在島上無憂無慮的過了幾千年的無政府生活，到了十六世紀末，中國海盜林
道乾被其官兵追捕，船破，躲進高雄港（當時稱打狗），立即屠殺打狗社的平埔蕃西拉
雅族，取其血混合石灰以補破船。家破人亡的平埔人，被迫輾轉遷至阿緱，今之屏東，
這是台灣先民和中國人第一次大規模的接觸，想不到是狼吻。其後中國大陸來的統治者
像鄭成功、滿州人也都屠殺平埔人。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蔣介石不讓他們專美於前，
把台灣精英一掃而盡。台灣人的中國經驗，除了被殺之外，文化、語言也被消滅，河洛
話是中國統治者的強勢語言，把台灣母語平埔話趕出台灣。現在台灣文化面臨第二次危
機，年輕人逐漸聽不懂河洛話、客家話。
林道乾的扣關，並未使平埔人興起組織政府對抗外侮的念頭，反而是以逃避面對。一六
二四年，荷蘭以兩千名軍隊，在台灣建立有史以來第一個政權，當時全台灣平埔族高山
族各有二十萬人以上，閩南移民的一萬。荷末，閩人有兩萬五以上，而蕃口數依○．七
％年成長率計算應有五十一萬以上。閩人來台討生活，在海上必須克服許多山險，以當
時的航海工具和技術而言風險很高。上陸以後，惡瘴等著他們，像登革熱、霍亂，尤其
是瘧疾，當時無藥可醫，一經染上只有等死，不分王公或平民。有稽可察的，像海盜顏
思齊、鄭成功、滿清大官丁日昌、法軍艦隊司令孤拔、日本親王北白宮（有人說他是陣
亡）等，都是來台染病而死。達官貴人都如此，百姓或士兵死亡人數更多，一次奪走成
千上萬人的生命。遠古不說，日據時代就至少每年發生一次，少則死亡兩三千，多則一
萬二、三。可見台灣的毐瘴不是外來人種所能克服。間接嚇阻了閩粵移民，使他們重新
考慮，來台短期打工可以，長期定居則不敢嘗試。居於平地的平埔人，據說先天上患有
地中海型貧血，瘧疾原虫無處寄生因而疫癘不生。高山族居於山上，據說海拔七、八百
公尺以上就沒有蚊子。瘧疾不侵。
因為來台有這麼多風險，閩人來台都是抱著單身以試運氣的心態，反正他們在福建也是
無業遊民。而且平埔族是母系社會，娶了平埔妻，也就取得了土地繼承權，這使得閩南
羅漢腳更趨之若鶩，加上蕃女對這些無恆產但文化水準較她們為高的小混混頗為青睞，
所以當鄭成功佔領台灣之後，他的閩南故鄉就流行著一個民謠：「刺瓜（大黃瓜）刺刺
刺，東都（台灣）著來去，來去穩有某（妻），不免唐山怎艱苦」。根據記載，一六八
三鄭氏王朝滅亡之年，鄭軍三萬七千多是單身，其他「閩人」八萬多，除兩千多官員有
眷之外，也多是羅漢腳或閩蕃混血兒。這些混血兒娶到閩妻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一代
代都娶蕃女，他們的後代在血統上已沒有閩人的特徵，可是因為先祖是閩人還冠著漢姓
。另外，還有些平埔人因為懷有文化落後（到一六○○年左右男女仍舊裸體、結繩記事
）的自卑感，不管自己的血統已是閩蕃混血之後蕃血的成分有多高，仍自稱自己是「漢
」人，這個現象至今仍很普遍。
由最簡單的數學就可得知，閩蕃婚配所生之第一代有五十％蕃人血緣。若混血兒再配蕃
女，第二代的蕃血就有七十五％，依此類推，第三代八十七．五％，到第四代的蕃血就
高達九三．七五％，是一個十足的平埔人，可是這個混血兒仍舊得意洋洋的以漢姓為榮
，並以漢人深自期許。從混血第一代到第四代，只不過六、七十年而已，台灣的閩粵移
民後代，蕃化的過程都在「暗中」進行，年代越久蕃化越深。但儘管他們體內的「炎黃
之血」所剩無幾，仍舊自稱是唐山人。滿清入台之後，把所有的閩人都趕回福建原籍，
留下幾千人在台灣。他們恐怕都是承認自己是漢姓的平埔才沒被帶走的吧！
滿清滅鄭，沿海安全無虞，準備把鄭氏人馬及閩人移民（其中可能有混血兒）遷回後放
棄台灣。當時若非施琅力主保有台灣而獲清廷接納，今天的台灣就不會被中共糾纏不清
。滿人所以不要台灣的理由是，台灣是海疆上的一隅，治理不易，因此向為海盜之巢穴
。既接受施琅之議，為免反清份子再以台灣為根據地騷擾清國。因此在侵台後第二年，
就禁止移民台灣，這樣做，原本是政治上的目的，想不到它所達成的是，血緣上台灣和
中國大陸隔絕，造成台灣人有長山公無長山媽的混血狀態。當時滿清規定，留在台灣的
閩人在福建有妻室的可回家探親，但不得接到台灣。清國子民有事來台不准帶眷，另外
，廣東人根本不准來台，因為他們在其國內底細就不好，來台後天高皇帝遠，恐引發治
安上的問題。
移民來台雖然不准，來台謀生，打工並不禁止（但申請很麻煩）。因為當時清國人多生
活困難，所以閩人申請來台，粵人偷渡。由於粵籍客家人在一七二一年的宋一貴之亂中
組義勇兵萬餘人助清平亂，事後這些偷渡的義民爺得到關愛的眼神，一七三二年第一次
解除攜眷入台之禁令，其對象就是這些平亂有功的義民、偷渡客。七年後台灣人口壓力
顯現，而交通方便之處也開墾得差不多，所以，滿清又開始禁止其國民攜眷來台，此後
又開開禁禁各三次，至一七九○乾隆年間才完全解除攜眷之令。但羅漢腳，在台無視可
依者，及粵籍國民仍舊禁止入台。這個命令直到一八七五光緒元年才廢止。一七六四年
「重修鳳山縣誌」就有這一段：「近年以來，生齒日繁，山窮樵採，澤竭罟網，物力甚
絀，用度益肆」，說明台灣真的沒有三年好光景。因此，早在一七四八年，彰化知縣蘇
渭生就倡導設立育嬰堂，收容窮人家丟棄的女嬰。這顯示當時生活不易，來台打工或定
居的閩粵單身男子銳減，否則怎可能把女嬰丟掉或溺死。因為在鄭氏時代「婦女一人之
價，至於數百金」，有如颱風過後的菜價。育嬰堂的設置，嘉義、彰化、台南、板橋、
新竹、台北、澎湖都有，丟棄女嬰實是全台灣普遍都有的事。由於這種狠心事是中國大
陸的風俗，因此，被丟棄者必是龍女而非蕃女，這無形中減少了龍種繁衍的機會，而增
加蕃種繁殖的可能性。若漢家郎嫌棄蕃女文化水準低，欲渡海娶親卻犯法，除非偷渡新
娘。然而黑水溝處處漩渦渡航危險，女性上船被視為不吉祥而不受歡迎，除非願付高代
價給船家，否則欲傳宗接代，除了蕃女別無選擇。即使是娶蕃女，兒女也冠漢姓，以致
蕃孫不認祖。
說到漢姓，蕃子蕃孫的父祖不必來自唐山照樣擁有漢姓。原來在乾隆二十三年，滿清賜
姓平埔族，計有潘、陳、劉、戴、錢、斛、李、林、王、巒等在閩粵也是大姓的姓氏。
蕃人改漢姓之後不出三代，連自己的子孫都會不知自己是蕃。日據時代為了把台灣人皇
民化，它的「戶口規則」第三十條就有規定，鼓勵台籍居民改為日姓，其辦法為，提高
社會地位、子弟可入日人專用之中學、增加木炭米榶麵粉煙酒布類的配給量等等。改日
姓之例有：姓王者改為兒玉、田村；姓李的改為理光、里見；姓陳的改為田中；姓潘的
改為米田等。過去的兩百多年，台灣土著一下子改為滿清賜姓，一下子改為大和賜姓，
戰後又改回蔣介石賜姓，七改八改，台灣人都搞糊塗了。山地人的漢姓更多，除了前述
滿清所賜幾個姓之外，總共使用中國百家姓中的五、六十個，其中大姓有：孫、溫、吳
、葉、鄭、盧、賴、余、高、鍾、宋、尤、趙、張、郭、顏、羅、莊、黃、江、蕭、楊
、連、萬等。許多台灣人被告知可能是原住民後代時，馬上反駁表示絕對不可能，理由
是原住民不可能有漢姓。看了上述歷史事實，鐵齒的假漢人，是不是應該心平氣和的來
研究自己的身世呢？
另有一種假漢人，不承認自己的原住民祖先，說他們的族譜記得很詳細，絕對和蕃沒有
關係。這也太武斷了。四十幾年前蔣介石的手下，就根據原住民的漢姓，替蕃人製造有
漢族血統的族譜，所以，常常發現漢姓相同的蕃，在血統上完全沒有關係，可是族譜卻
相同。乾隆賜姓給蕃人的時候，不知有沒有同時替他們製造中原族譜，假使有的話，原
住民的祖先也必是來自黃河中、下游，這種幼稚而又傷天害理的事，只有中國人做得出
來。家中有族譜的「漢人」，你們的族譜是不是被作了手腳，使你不知不覺之中背祖忘
宗？
即使沒被作手腳，而你的遠祖來自閩越，之後連續幾代都娶蕃女為妻，則第一代的蕃血
為五十％，第二代七十五％，第三代八十七％，第四代九十三％依此類推，你有多少血
液是蕃的成分？不管有九十三％或零，在族譜上你永遠看不出你的血緣，因為漢人族譜
是以男性為中心，在你的宗譜上，只要先祖之中有一個來自漢，或冠漢姓的蕃，在族譜
上所顯示的你是百分之百的漢人，但實際上你有可能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蕃人後代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本研究才想辦法要來替所有的台灣人分辨，到底是漢還是蕃。
族譜不能證明血統，在台灣已是普通的常識。依照學者的研究，漢族譜的起源是在周國
，目的在註明所封各姓與周天子的主從和一統的關係。秦國佔領中原之後廢除封建制度
，但族譜未廢，遂成各姓社會地位的表徵，直到清初。因此有人偽造族譜以彰顯自己的
出身。但蔣介石在台灣偽造的蕃人漢族譜，則是為了統治、掌權。台灣人不應把家中的
族譜看得太認真，說不定你家的神主牌就是偽造的。最能證明你的身份的就是血液成分
，不是姓，也不是族譜，千萬不能以為自己是漢姓，族譜上也密密麻麻的記著一些名字
，就表示你是漢人無誤。有人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當你沾沾自喜準備要做二
十一世紀的支配者之前，最好先去高雄醫學院檢查一下。
既然台灣人的血統這麼可疑，而中國又以台灣人是其同胞子民而時時威脅，實在有必要
研究，趕快做個了斷，拖，對台灣不利。台灣人的歷史之根已被中國人挖掉，尋根的研
究工作，只能從殘餘的細根中推知全貌。這些細根就是歷代開墾田畝面積、殘缺不全的
統計資料，前人的遊記、官員的奏摺、學者的研究報告等。為求研究結果正確，本文建
立了台灣歷代人口成長的模型，時間從一六二四年荷據開始至一九九五年為止。模型中
，就縱的方面而言，在朝代末年或有人口統計的年代設立檢查點，共有十點。就橫的方
面而言，在每一個檢查點分別估算漢蕃人口，其總和若和官方統計數目相同，表示可以
接受，否則必須大都市研究，直到兩者相符為止。
第一、第二檢查點
台灣歷代人口成長模型（如附件）的第一個檢查點是一六二四年。在此之前閩人來台甚
少，據荷蘭水兵的二手傳聞，有許多閩籍移民和平埔女性結婚。不過多數的福建農民，
春間來台秋收返回，工作是幫傭性質，流動性很大。據一六三六年的荷人巴城日記，當
時在台閩人，向來多數是無業遊民。當年爪哇僑領蘇鳴崗留居台南，獎勵農業，閩農才
開始大量定居，以種甘蔗為主。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不久南下，一六四八年福建戰亂
發生飢荒，約八千人來台，亂後又全數離去，說明了台灣並不適合「漢人」居住，若有
選擇，他們也會離開。簡單的說，他們不認為台灣是他們的家。這和中國人所宣傳、教
育下一代的說法──中國人熱愛台灣，是完全相反的。
瞭解了第一檢查點的背景之後，讓我們檢視蕃族人口。根據日本學者及台灣官方的估計
，是時，平埔族及高山族各為二十萬人。但是整個人口模型完成後檢討，發現平埔人口
應為二十五萬，再檢討增為三十萬。但基期人口以平埔山地各二十萬計算。另外，人口
年增率概以○．七％計算，從檢查點一到檢查點六（一八一一年）全部相同，這也是偏
低的估計。因為同時期中國的人口成長率是○．八三九％到一．二七％之間，平均為一
．五四％，而當時的福建為○．六一八％到○．八一七％，平均為○．七一七％，不管
和中國或福建的平均人口成長率相比，本模型所採計者均較低，蕃口被高估的可能性很
小。至於漢人口數的估計，係以開墾田園甲數乘以三．三，亦即每甲扶養力為三．三人
。這個數字從檢查點一、二、七的人田比例中得到支持，若依據每甲的年收穫量來判斷
，閩粵人口不會低估。因當時農作年僅一熟，產量又低，每甲養三、三人已可能是高估
。
一六六一年（第二檢查點）， 荷蘭投降鄭成功，留下已墾土地八千四百零三甲，以本
模型估計，漢人應不超過兩萬七千。這個算法得到荷蘭人證實，它駐台最後一任長官揆
一所寫的「被忽視的台灣」書中記載，除婦孺外，有漢人壯丁兩萬五千人。依台灣官方
推定，婦孺應有九千人，合計為三萬四千人。但是人口扣掉漢人傭工而土地扣掉平埔人
所墾的一小部分之後得到，每甲約當三、三漢人的人田比。必須注意的是，平埔人向以
打獵為主，農耕為輔，因此需要廣大土地做為天然鹿場。鹿場開墾之後，獵獲量減少，
為了生活必須參與開墾，這個隱藏的現象，到了滿清時代完全顯現出來。可是以中國為
主體的歷史，把開墾全歸功於漢人，原住民好像是旁觀者，顛倒事實。所以若一直用三
．三乘以官方記載已墾田數做為漢人口數計算，必然是個大錯誤，此事在乾隆年間完全
明朗，現階段仍屬正確，暫時表過不提。
鄭成功到了台灣，沒收荷蘭人開墾的田園，佔據了平埔人西拉雅族的土地，蕃人被迫從
所居住的台南新港遷至左鎮及高雄旗山。原住新港以東的一支平埔人則遷往玉井。被中
國海盜林道乾所屠殺的是西拉雅族，被海盜之子鄭成功所欺凌致有家歸不得的也是西拉
雅族。這一族最先和中國接觸，受害也最深，不知道該族的後代，還記得這段歷史否？
或者已經如李登輝所說，只向前看不向後看了？回想起來，當時的平埔和山胞加起來至
少有六十二萬人，鄭成功入台初期才有三萬兵，若原住民團結起來，要趕走這個海盜之
子並非不可能，歷史總是遺憾的多。
第三檢查點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滿州人來台統治時，原住民已有六十五萬，這一時點被選為
第三個檢查點。早在入台前的一六五六年，滿清為實施對鄭經濟封鎖而頒佈禁海令，「
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一六六一年鄭氏據台，滿清更進一步實施遷界，北起
遼東，南至廣東，所有海岸地區二、三十里的居民，必須向內陸遷移，堅壁清野，以期
鄭氏「海上食盡，鳥獸散」。因此，本來多是光棍的鄭軍求偶更難，除非娶蕃婆，來台
平民亦然。而鄭氏移交滿清的田園有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四甲，意味著閩人有六萬多，軍
人及官員除外。據聞，這些人是「難民與流氓集團」，對台灣五日京兆之心，和荷蘭時
代來台那批初無二致。想成家，結婚對象不挑剔，不結婚也無所謂。因此，娶蕃女或是
獨身應是最普遍的現象，猶如現在的老芋仔，在台灣留下純漢種的可能性相當低。
即使所傳純漢，滿人來台之後，立即把鄭氏官僚、家眷、軍隊及漢人遣回其國內，斷絕
反清禍根，可能一人不留。據「華夷變態」敘述，一六八八年的台灣，僅有數千漢人居
住。這些漢人可能是一六八七年偷渡來台，想搶先佔有鄭氏所留下已開墾的土地的那一
批粵籍亡命之徒，或者是娶了平埔妻而獲准留台的閩籍移民，或者兩者都有，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一六八八年時，在台漢人僅數千人，而原住民已有七十多萬，加上
禁止移民的聖旨，你認為這幾千個漢人的結婚對象會是誰？
漢蕃的人口及性別比例如上述，土地開墾的情形在郁永河的「裨海紀遊」裏，有此記載
：一六九三年時，台南縣佳里鎮以北，全都是平埔人部落，幾無漢人足跡。可是當年的
「台灣府志」等卻記載著，嘉義縣開墾了八千八百六十六甲，這明顯的表示，平埔人（
此區為洪雅族），為了生存，不得不把原來打獵的鹿場、麻地闢為農田，因為他們的人
口從荷蘭入台算起，已增加了五成以上。「台灣府志」的此項記載，也證明了前文所說
，墾荒不是漢人的專利，把所有開墾農田甲數乘以三、三計算漢人口確是嚴重高估。因
此，我們必須在本模型中扣掉平埔人所開發的才可糾正錯誤。
文獻會統計，在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時，台灣的開發，除鳳山、台南、嘉義已完
成之外，尚包括雲林、及一小部分的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園等地，面積三萬多
甲；一七一七年開墾的「先鋒」部隊到達台北。郁永河告訴我們，一六九三年時台南以
北，除了平埔人的聚落（稱為蕃社）以外，都是一片蠻荒的原始狀態，開墾不易，不見
漢人蹤影。短短的二十三年間，不但開墾了嘉義、雲林，而且一路北上直到桃園，每個
大聚落都有開墾的痕跡，七年之後到達台北。依照中國學者的說法，這是偷渡客大量湧
入的結果。可是他們都忘了，一七一七年時的原住民人口，估計有九十多萬人，將近荷
蘭時代的兩倍，即使中國流民不來，他們的生活空間已經縮小了一半，若開墾全為漢民
所為，則生活空間只剩四分之一。這是假定原住民也是以農為生得到的結論。若他們仍
以打獵為生，山胞可能還無問題，平埔族的蕃社都已被墾完，動物也趕走，生活空間等
於零。可是記錄上只看到小規模的平埔族遷移，而且還是一七四四年以後的事。因此，
我們寧可相信地是平埔族自己開墾，因為該族當時的人口有五十二萬以上，而且土地所
權都在他們手上，滿清政府也禁止漢人進入開墾。
假使平埔族自己不開墾，蕃社的鹿場、麻地，有可能像鄭成功時代，被中國來的軍民當
成荒地而被霸耕，台南西拉雅族被迫退入山中討生活，是活生生的例子。除此之外，鄭
軍在恆春、鳳山、嘉義、斗六、彰化、台中、新竹、台北、基隆等地侵佔平埔人的土地
謂之屯田的歷史，使嘉義的洪雅族、彰化的巴布薩、台中的巴札海、巴布拉、新竹的道
卡斯、台北的雷朗、凱達格蘭等平埔族人，不得不提高警覺。因為他們還摸不清滿州人
的底細，好歹先開墾了以後才有理由佔有，免得鹿場荒著被徵收。因此，這些證據顯示
，平埔人害怕田地被沒收才是台灣開墾的原動力，不是漢人。漢人在台灣無田可墾還回
去中國，平埔人若無田可墾就無路可走。因此，中國學者的論點似乎是站在中國政府想
強佔台灣的立場而發，不是根據客觀的事實做推論，實在使人感慨文人也無法保存學術
良知。
若堅持台地為漢人所墾，則勢必有一大批漢人男子逗留台灣。然而我們知道，從一六五
六年起至一七三二年第一次解除接眷令為止的七十六年間，他們除了和蕃女牽手之外，
只有光棍到死。這個事實有藍鼎元一七二八年的「經理台灣疏」為證：當時的台灣「自
北路諸羅（嘉義）、彰化以上，淡水、雞籠（基隆）、山後千有餘者，通共婦女不及數
百人；南路鳳山、新園、瑯嶠（恆春）以下四、五百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這兩個
地區當時已開墾萬餘甲，每甲以三．三人計算，可能的漢人應有三萬餘光棍，因為婦女
總數才一千多，約佔男性的三％。九十七％的男性不娶蕃女不能傳宗接代，娶了蕃女，
後代已不是純種漢人而是半蕃。所以我們得到的結論是，若地為蕃所墾，則依每甲三．
三人所算出的人口應屬全蕃，若地為漢墾，算出的人口屬於半蕃，都不是漢人，只是這
些半蕃因為父親的關係而冠漢姓，如此而已。但是，據瞭解，半蕃都不認為自己是蕃而
是漢人，不管身上蕃血可能已有九十九％。
第四檢查點
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是本模型第四個檢查點，因為在這一年，台灣的總人口才有
官方的統計做為依據，在此之前的都是用各種標準估計出來，前已述及不再重複。由於
官方的人口統計只有總數，不分男女、蕃漢，要為台灣血統尋根，必須研究分析。當年
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有關台灣人口的奏摺這樣說：「台灣府屬實在土著流寓并社番共八萬
四千六百一十一戶大小男婦共六十六萬一百四十七名口」。這是目前最詳細的官方資料
，男女、漢蕃各多少無兩個知道。而此處所指「社蕃」係平埔族，山地蕃人口奏摺並不
計入。雖然如此，漢蕃人口從本模型卻可分辨出來，那就是：以○．七％成長率估算此
時的蕃口，得知平埔族有六十九萬，高山族五十萬。此時的墾地已有六萬甲，乘以三．
三，得到二十萬（折出平埔人口十四萬剩六萬），三族共計一百二十五萬，是當時台灣
人口，奏摺所報嚴重偏低。
第五檢查點
一七八二滿清據台百周年，是第五檢查點。當年清國福建巡撫的奏摺之中，亦未將山胞
人口列入。奏摺的漢族及平埔人口為九十一萬，而本人口模型估算出的兩族人口也是九
十一萬，證明了模型的正確性。
滿清的人口奏摺包括蕃民，最近才被公開，以前中國國民黨的教育是，除了現在住在山
上的山胞以外，台灣人都是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也一樣。這兩黨的代表性人物沈君山和
江澤民，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的談話內容，證明兩黨的教育成功。沈說，台
灣獨立派或許可以稱做台灣民族主義者。江問：「什麼台灣民族主義？是不是高山族？
除了高山族，不都是兩個中國去的中國人嗎？」沈答：「高山族不過三十五萬，也不搞
獨立，現在台灣的居民九十八％都是從大陸移民過去，但有人認為台灣原來是一片蠻荒
之地，是他們祖先開發出來的」。沈、江兩人顯然還知道當時已經公開的滿清台灣人口
奏摺，也不知道台灣是平埔人開發的歷史。
知道奏摺的中、台兩地中國學者的態度又如何呢？刻意淡化、隱瞞。中共「學者」鄧孔
昭，在其「清政府禁止沿海人民偷渡台灣和禁止赴台者攜眷的政策及其對台灣人口的影
響」文中，赤裸裸的說，奏摺的數字包括社蕃的人口，而鄧文所引資料皆為漢族人口，
為方便比較人口的增長率，暫時不採用。其實，從頭到尾，鄧文都未提及蕃口，故意抹
煞。台灣的中國學者也都隱瞞事實，例子很多。有一篇以前述奏摺為主體，討論台灣人
口的效率上承認，奏摺上的人口包括漢人和原住民，但他的結論還是，「漢族人口在台
灣的成長，立下台灣土地以漢族為主的基礎，雖經日本五十年的佔據，也沒有辦法改變
這一事實」。他們應該知道，一七八二年時，平埔和山胞加起來已經超過一百四十一萬
，漢蕃混雜只有九萬，總人口一百五十一萬。由此可知漢族人口是絕對的少數，實不必
等到把漢人從漢蕃混雜人口之中分出來就可知道。「漢蕃混雜」人口是由已墾甲數乘三
．三得到的數字。本來全數計為漢族人口，後因發現平埔人可能才是開墾的主角，因此
以混雜人口處理，再根據事實，把這部分的漢蕃人口析離。
把漢蕃從兩者混雜人口之中分開的當時，我們發現有一大片灰色地帶，那就是漢蕃混血
兒。混血的事實由來已久，嚴重的影響原住民人口。所以乾隆二年滿清頒佈「戶律婚姻
嫁娶違律主謀人罪附例」，它規定，台灣漢人不得與蕃人結親，違者離異，並打一百大
板。「蕃俗六考」對漢蕃婚姻的影響也有敘述：「納蕃女為妻亡，以致蕃民老而無妻，
各社人口日就衰微」。此處，蕃社的衰微，不就是漢蕃混血嬰兒潮的明證嗎？這兩百多
年前的混血嬰兒潮中的嬰兒，有多少人是當今自稱是「漢」的台灣人的祖先？他們的子
孫是否也和他們一樣，必須娶蕃女才能傳宗接代，而使今之在台「漢人」血液成份，有
七十五％到九十九％的蕃血？
有唐山公的蕃孫固然漢姓，沒有唐山公者也可有漢姓。乾隆二十三年對平埔族的賜姓前
已提及。對山胞賜姓比較晚，因和漢人接觸的時間比較晚。有案可查的是在道光六年（
一八二六）及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等。所謂賜姓，就是一種命令，不得不接受。潘姓
的「潘」字拆開，有水、有田、有米最得青睞，平埔、山胞皆然。道光六年賜姓挑竹苗
地區的賽夏族，姓氏包括，高、朱、夏、樟、蟹、日、豆、錢、豐、潘、絲等。光緒元
年賜姓恆春排灣族頭目漢名「潘文杰」。光緒十二年，台中縣泰雅族頭目被賜姓「白」
。其他山胞種族可能也被賜姓，只是未能一一收集而已。由此可見，不管原住民有沒有
和漢人混血，自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起，就開始有人冠漢姓，用姓氏很難區分漢
人或平埔。一八二六年之後分辨山胞也開始有困難。既然一、兩百年前台灣原住民就被
改裝成中國人，後生的新人類或新新人類，總會知道原來他們是平埔或山胞呢？
第六檢查點
台灣人口成長模型的第六個檢查點為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當時台灣人口的版本有
三：連橫的兩百萬、文獻會的一九四萬、中共的一九○萬。而本模型估出之人口為一百
九十萬多，加上澎湖人口六萬後，和文獻會版本較接近。從這個總數來看，嘉慶十六年
已把山胞人口計入。為何乾隆時不計而他的兒子嘉慶卻計，理由何在？從日人伊能嘉矩
所著「台灣文化志」下卷可知，全台一百九十五個鄉鎮（鄭、清時稱為堡或里），有一
百六十九個平地鄉鎮，在乾隆時代就已開墾完畢，嘉慶以後所開墾的是南投、宜蘭、台
東、花蓮、恆春等山地區域，或距離堡、里較遠交通不便的「蕃地」。依大清會典（滿
清法律）：「回、番（包括西藏及台灣山胞）、黎、猺、夷人等，久經向化者，皆按丁
編號民數」。根據這條清國律令的規定，山胞進入台灣的人口統計之中乃勢所必然。滿
州人還算坦白，日本人、中國人等外來統治者故意隱瞞事實，用筆把原住民消滅，使台
灣人永遠忘記自己的祖先，好供其驅使。
平埔人在乾隆時就已「向化」，是不爭的事實，最簡單的依據有二：一為所住西部平原
的蕃社均被開發成堡或里；二為乾隆賜姓。山地人何時向化則不得而知。有案可稽者為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八）的十四萬八千人，以當時將近有一百萬人口的山胞而言，實屬
微不足道。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時的人口統計把全部山胞人口列入，莫非當時的山
胞已經全數向化？或者只是清國官員好大喜功，把未向化者也列為向化，以向滿州人表
功？從一八七一年的清日兩國交涉可瞭解，是官員浮報。當年因有日本向清國抗議恆春
蕃殺死在該地發生船難的琉球人，清國大臣毛昶熙回答：「生蕃既我化外，伐與不伐，
惟貴國自裁之」。可見平埔人投降了滿清，而山地人沒有，他們的居住地面積為台灣的
三分之二。若中共以繼承滿清為理由，對台主張有主權，相關部分僅三分之一，何況滿
州人早在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將台灣讓給日本，繼承並非事實。
談到平埔人，他們也不是全部投降滿清。台灣西部平原本來都是他們「領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或為鹿場或為麻地，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開墾之後，必須以農耕為
主，打獵變成休閒活動。過不慣新的生活方式，或受到政治迫害者往山區遷移。除前述
受中國海盜林道乾，鄭成功迫害的西拉雅族大遷徙之外，一七四四年前後，這些人的後
代有的遷入高雄縣的杉林、荖濃、甲仙，把原住於此的山地曹族趕向深山；有的遷往玉
井；有的遷往埔里。這是台灣南部的情形。在台灣北部，一七○九年「漢人」進入之後
，並未有平埔人遷走的記錄。在中部有些遷往埔里、宜蘭，再遷羅東、花蓮。台東的平
埔人係在一八二九年，由屏東枋寮越中央山脈而到此。這些遷移的規模都不大，多者千
人，少者百人或數十人，守著原住蕃社或鄰近地區者居多，可能有九成以上，可見平埔
人「務實派」多，「基本教義派」少。由於平埔人不搬家，故西部平原的血統仍舊以平
埔為主流。怪不得今日政壇上務實者多，基本教義派少；獨派少，而維持現狀者多。平
埔血為主流的現象說明了，在文化上他們被中國人以政治的力量強制同化，在血液上，
漢人卻被平埔或山胞溶化，無知且虛榮的平埔、山胞後代，竟自稱是中國人。
第七檢查點
馬關條約的締結前兩年（一八九三）第七檢查點。當時清國對台的人口統計結果有兩百
五十四萬，全計為「漢人」，但由人口模型分析得知，平埔、山地人為兩百三十萬，漢
蕃混雜難分者二十四萬。根據滿清的檔案，當時開墾農累計有三十六萬甲，平均每甲可
養活七人多，和本模型的計算基礎每甲三．三人相較，每甲扶養力一倍有餘。經查發現
，這三十六萬甲在日人接收後清丈的結果是七十七萬甲，證明每甲三．三人的計算方式
，直到清末仍可適用。
清、日兩國對台土地資料所以有如此鉅大差別，原因在於清國禁止台灣蕃地的開發，而
當時台灣無處不是蕃地。滿清的土地登記只是對偷墾或蕃墾的追認，離平埔蕃社較遠之
地均視為蕃界，免稅，不計入開墾田園。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第一次立碑在「非
蕃界」四周，禁止漢人（或混血半蕃）越界入墾蕃地。隨時間的推移，蕃界越墾越多，
界碑不得不向原蕃界移入，產生新界線，蕃界縮小。如此前後四次，直到乾隆五十五年
（一七九○）。當時乾隆發現，台灣已墾十萬甲，其中有三千七百三十四甲（約佔三％
）越界開墾。可見未登錄者到乾隆末年仍舊很有限，本模型以滿清登錄的土地甲數換算
可能的漢移民，只計算到嘉慶十一年（一八一一），縱有誤差也可能只在十％以內，對
依此估計出來的漢人口影響不大。不像三十六萬甲和七十七萬甲之差（四十一萬甲）那
麼離譜。但是，從日人清丈出來的這四十一萬隱藏田園屬於「蕃地」，是平埔和山胞所
共有。依此換算可知，此「蕃地」內的山胞九十七萬，平埔三十八萬。「蕃地」外的平
埔有九十五萬，他們可能是安土重遷，留住原來蕃社（此時已被開發）者的後代吧。一
八一一年之後人口成長遲緩，只有○．三％，顯示移民不再，新增墾地應是在地人口開
拓，不再據之計算中國移民人口。一八一一年的農田，估計有十一萬八千甲，以此算出
之漢蕃待分僅三十八萬，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半蕃。
根據以上的分析，台灣的人口當中漢人所佔甚微，為何史籍所載清初就有數十萬人來台
？若這批移民以九十萬計算，到現在其子孫就有兩千一百萬，真的如江澤民所說，除了
二％的山地人以外，台灣人都是從中國過去的中國人了。到底問題出在那裡？主要是漢
人多流動人口。典籍記載，因滿人不淮漢人來台定居，和荷蘭人一樣，惟恐政權不穩，
所以粵籍流民來台只能扮演傭工的角色，「饑來飽去」，「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
」，「春季赴台耕種，秋收回籍」。閩籍來台較早，和蕃女婚配而有田可耕者不少，而
羅漢腳更不在話下，強者為盜，弱者為偷，所以，從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起到光
緒十四年（一八八八）為止，不到兩百年期間內，發生了七十三起民變及械鬥，其中以
朱一貴和林爽文之亂規模最大，查看事平之後叛亂犯的供辭發現，皆為單身男性，林爽
文除外。
第八、第九檢查點
日本投降的前兩年（一九四三），台灣的人口為六○三萬，這是第八檢查點。這時的平
埔加山胞應有五百四十五萬，可是在日人的統計只出現山胞，而且只有十六萬。在一九
三五年的人口普查中，還有生番十五萬、熟番五萬的字樣，其餘標示為福建系人和廣東
系人，可知平埔（熟番）暗中消失之快。其實不管生番、熟番、福建系、廣東系，主要
構成人種都是平埔和山胞，只因賜漢姓的滿清政策成功，連精明的日本人也被瞞過了。
以訛傳訛的結果，到現在知道自己真正祖宗的台灣人百不得一。
一九四三年日本據台最後一次的人口統計指出，僑居台灣的中國女性有一萬八，男性三
萬三。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兵敗逃難到台灣，跟隨他一起來的中國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好像有兩百萬軍民。事實上沒有。據一九五六年（第九檢查點）的「台閩地區戶口普查
」，在台中國人只有九十四萬，包括軍隊，及大陳撤退的難民。這裏面，女性只有二十
一萬，因此不少老芋仔必須往山上找配偶，否則面臨絕後。事實上，有相當多的蔣軍像
當年的鄭軍一樣，娶蕃女以傳嗣。
第十檢查點
最後一個檢查點是一九九五年，根據一九五六年依性別析出之難民數，加上日據時代「
滾存」的華僑移民，男女配對之後，依二．一六五％成長率核算，可能的龍種的有一五
五萬。若考慮到實際上可能有一成以上的龍女，像尤清、陳定南的太太一樣，下嫁蕃人
或半蕃的後代，則純種中國人在今日只有一百二十四萬，佔總人口的五．八％。若以更
嚴格的標準來看中國人，他們必須是真正的漢人，生長於黃河中下游，河南、河北、山
西、陝西四個省份，或兩個該區逃出的難民。依據一九五六年的戶口普查，中原地區逃
出的女性有三萬五千，男性五萬三，但也只能配成三萬五千對，
其後代才是純粹的漢人。是則，今日在台的真正漢人只有九萬七千，佔○．四五％。台
灣人口的今貌為，平埔和山胞合計達一千六百四十六萬，佔七七．四％的總人口數；漢
蕃待分三百五十八萬，佔一十六．八％，台灣的現住人口中，有九十四％以上，不是平
埔就是山胞的後裔，和沈君山、江澤民所言，除了二％的山地人以外，台灣人都是中國
人的說法完全相反。只要你的祖先巷在清國把台灣讓給日本以前就來台灣定居，那麼你
必然是蕃族的後代，例外很少，唯一的差別是蕃血百分比的高低而已。在台灣只有全蕃
和半蕃之別鄉力並無閩、客之分。
結 論
從七千年的台灣歷史來看，平埔和山胞悠遊歲月六千多年，近四百年才受到外界的干擾
。荷蘭、鄭成功來把他們的土地奪去，使他們學會了耕種。等滿清趕走鄭氏及所有漢人
之後，在台南、高雄的平埔先祖，趕快鄭氏遺留的田畝接收過來，台南以北的平埔則開
始墾荒，惟恐不開墾，滿州人會像鄭軍來把他們的荒地佔去屯田。這是人類生存的本能
，也是台灣全島開發的原動力。可是以漢族為中心所寫的歷史，卻說台灣為漢人所墾。
對照中國所稱開墾出的堡或里，正是昔日平埔人所居住的蕃主原址。到滿清中葉所墾的
一百九十五堡里，個個莫不如此。例如，台南新化，鄭成功之前稱為大目降社，鄭氏開
墾後改為大目降里；西螺社改為西螺堡；南投主改為南投堡；八里坌社改為八里坌堡；
大雞籠社改為基隆堡等等。從舊社名就可知道新地名原來是什麼族人的土地。其他例子
還很多，大部分和原始社名不同，不能一望便知其由來。大概這是外來政權統治台灣的
共同手法吧，目的在使平埔人忘記自己是誰。國民黨外來政權也一樣，來台後拼命改地
名。
平埔人選擇蕃社為開墾地點實有其理由。第一，離住所近。第二，因為是蕃社，交通必
然比較方便，運送笨重的農產品不成問題。離開蕃社就是一片蠻荒，徒手走路都有困難
，況且運送作物。我們知道乾隆末，台灣把蕃社開發完畢，共一九五堡里，十萬甲土地
。很顯然，乾隆後的開發，必然由這一九五點，向每一點的外圍發展，開墾到那裏，路
就築到那裏。不管是點內或點外，土地都是平埔人的，開墾不由平埔人主導根本不可能
，閩、客實居於被動地位，因為滿清禁止漢人入墾蕃地。漢人進入蕃地的最主要方法是
娶平埔妻而得到土地，其次用騙的。但用這些方式得到的土地，和整體比較起來仍是少
數，而且以閩藉居多。所以，閩籍有妻，粵籍無妻。
支持這個看法的有力證明是，一七三二年藍鼎元所寫的「粵中風聞台灣專論」。他說：
「廣東潮、惠人民在台種地傭工，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另外，「論治台灣事
宜書」中也提到，粵籍赴台當傭工者，每村落聚集千人或數百人。想必是替平埔人或平
埔的閩籍女婿打雜吧。在這裏必須挑出一個重要的議題，在滿清禁止接眷的命令仍舊有
效時，為什麼閩籍移民有妻，而粵籍移民無妻？假使閩籍有漢妻，粵籍必然也會有，一
有一無的情形，唯有閩籍所娶的是蕃妻才有可能發生。這個事實證明了台灣血統以原住
民為絕對主流的結論，可信度相當高。
在這個前提之下，大福佬沙文主義變得很荒謬，因為不但是福佬，連客家也要到五．八
％這一小群去找，真正的漢人寥寥可數。因此，在台灣只有大平埔沙文主義，或大山地
沙文主義，但願山胞不要妄自菲薄。有蕃人血統的假漢人也不要因染蕃血而自卑，種族
沒有尊卑，人格才有高下，唯有自尊人家才會尊敬你。河洛話、客家話都不是台灣人的
母語，北京話更加不是，平埔人的母語已被滿州人和閩南人消滅。鄭式據台二十三年，
他是閩南人，屠殺台灣人的先祖有七次，平均三年就有一次大劫。祖先被屠殺，台灣人
還供奉鄭為民族英雄，在滿州人的忠烈祠，不知有沒有岳飛的靈位？滿州人据台兩百一
十二年，屠殺二十五次，荷蘭、日本等外來統治者，也都曾不止一次的屠殺台灣先祖。
可是居然有那麼多台灣人強顏事仇還認賊作父，說什麼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當台灣的文
化和血統被中國有計劃的消滅，並且換上偽裝的中國文化和血統時，李登輝竟然敢在桃
園向全世界宣佈：台灣和中國沒有民族和文化上的認同問題，並且反對台灣獨立。做為
台灣子民的你我，實有責任把台灣恢復原貌。
在歷史的照妖鏡之下，「台灣人都是中國人」的謊言立刻現形。四百年以前，台灣沒有
中國人的蹤跡。之後，中國有人來台，但所佔台灣人口比例微乎其微。根據本人口模型
，在荷蘭時代為二％，鄭氏時代四％。滿清入台後禁止漢民遷台，來者多為偷渡客，單
身男性，其後代多為混血種，即使是混血也只佔十六％的總人口數，而這十六％之中，
蕃血是主流，漢血的成份在十％以下，日據時代台灣人口的漢血成份其百分比亦為個位
數。而目前在台的純種漢人五．八％而已。這些事實證明中國人是偽造歷史的專家。留
在台灣的中國血液不超過十％，而留在台灣的中國人不超過五．八％，中國人在台灣是
十足的少數民族。少數人為了統治多數人，就把異族也說成中國人。在中國大陸，所謂
的漢人也以同一手法欺騙居多數人口的滿蒙回藏苗等族人，使他們相信自己是中國人而
甘心被統治。
中國人以捏造的歷史和血緣，使台灣人認中國賊為父。而中國賊現居然又以這虛構的血
緣為理由，恐嚇台灣人不接受中國賊統治就是分裂國土，不惜以武力毀滅台灣。面對這
種情形，台灣人若再不起來和中國賊好好算這筆帳，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子孫，更對
不起自己。
沈 建 德
前中興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江澤民與沈君山一九九二年一月的密談之中提到，除了二％的山地人之外，台灣人都是
從中國大陸過去的移民，因此台灣獨立是背叛祖國，共產黨打台灣絕不手軟。不幸的事
是，台灣人也大都認為其祖先來自中國大陸。然而據本人詳細研究的結果，台灣現住人
口之中，除了五．八％有所謂的中國人血統之外，七十七．四％是百分之百平埔及山地
人的血統，其餘的十六．八％漢蕃待分，但據研究所得的瞭解，待分的部分的屬漢族的
不會超過四分之一。推翻了台灣人都來自中國的說法，台灣獨立建國不必再靠「台灣意
識」或「台灣自決」，血統上台灣人就不是中國人！
本研究的起點是荷蘭入侵台灣的一六二四年。平埔及山胞人口係依官方及學者合計的當
時人口及其後的人口成長率計算，而漢族人口則先以開墾田園折算出漢蕃待分人口，每
甲扶養力以三．三人計，再依當時的記載，分辨出漢蕃人數。當然，這些計算標準都有
相當的依據。
為確保研究結果，建立了「台灣人口成長模型」，由一六二四年至一九九五年。在縱的
方面，模型記錄並觀察上述三族人口的成長及相對的田園開墾甲數直至一八一一年。在
橫的方面，設置了十個檢查點，以後對各時期的估算人口和官方人口調查的異同，並加
以分析、說明。因為台灣的人口統計，已知最早是一七五六年，屬於滿清時代。而滿清
的人口奏摺只有繌數，不分男女族別，而且平埔和山胞是從向化時才計入台灣人口，「
尋找」當時的人口總數難，區別漢蕃血緣更難，加上中國學者預設的陷阱，和台灣的大
中國教育所形成的漢族中心思考模式，使本研究充滿了挑戰性。因此，在參考資料方面
，盡量找日本人的研究，古人遊台記述 ，荷清日等國之官方記錄、奏摺、台灣府志及
縣誌等。所得的研究結果雖非十分精確、滿意，但在證明台灣血緣不同於中國則綽綽有
餘。
要證明台灣人根本上就不是中國人，其過程聽起來很複雜，其實不然，你也可自己做。
文獻上推估，一六二四年時的山胞的有二十萬人，以一％的年成長率經過三七一年到今
天，應有八百零二萬。這是一九九二年拙著「被統一前的掙扎」中的簡單算法，當然也
提出了佐證資料。今知平埔族人數比山胞更多，因此，在台灣，除了一九四九年隨蔣介
石來台的難民及其未和台灣人混血的後代之外，很難找到不帶蕃族血統的台灣人，其差
別只是蕃血成份的高低而已。
既然如此，為何台灣人全都是漢姓？有的還有漢族譜？原因是清國乾隆皇帝賜漢姓給平
埔人，而道光、光緒賜姓給山地人，族譜可能隨姓附賜，原住民無須和「漢」族通婚就
有漢姓。還有，日據時代改漢姓為日姓，稱為皇民化，戰後日姓又改回漢姓，七改八改
，原住民的後代知道自己真實血統的沒幾人，而你我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不要以為有
漢姓、漢族譜、會講閩、粵方言就是漢人，還到中國大陸去尋根、認親！
中國人製造的台灣血統為什麼這麼粗糙？因為他們想永遠霸佔台灣，不得不用盡一切方
法，使台灣人忘記自己是誰，而顧不得手段兇不兇殘。能殺的就殺，殺不完的用騙，把
沒有警覺心的平埔和山胞騙為「漢」人。其手法是豢養一批掌客，把平埔和山胞開發所
住蕃社土地稱為向中國大陸政權歸化，簡稱向化。每一地區開發完畢，外來政權滿清就
進來設官抽稅揀現成，把開墾土地列為大清版圖，而蕃族成為大清子民，然後賜姓，使
蕃族搖身一變而為「漢」人。清鄭所開發鄉鎮皆為昔日蕃社原址，由此可證。因此，土
地開發的越廣，滿清官方統計的台灣人口也就越多，這種人口激增的現象，中國學客把
它扭曲為移民潮，而台灣的開發是「漢」族的功勞。事實上閩粵遊民來台多屬農業傭工
，春來秋回，落地生根者並不多，可是中國人就利用這點小小的事實擴大宣傳，直到台
灣人都自認是中國人為止。所以台灣人應當知道，有唐山公無唐山媽者並不多，絕大多
數是既無唐山媽也無唐山公。
台灣血源七千年的證言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最近中共明顯地想藉民族主義解決台灣。本來一個民族不一定只能成為一個國家，更何
況台灣民族是否就是中國民族尚未釐清。可是中共一口咬定，除二％的山地人之外，台
灣人都是中國人。所以，主張兩個中國、一台一中或一國兩府都是分裂中國，做為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的中共不能坐視。它並且揚言，共產黨雖然講理，但是打台灣不會手軟，
近年的軍事演習，似乎是在傳遞這個訊息。隨著中共經濟的改善，台灣對抗中共的籌碼
越來越少，故中共的姿態越來越高，要求國民黨承認中共是中央，否則不惜強制統一。
在上述壓力之下，我們不得不對台灣人的血統做一澈底的檢驗。
很不幸，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在台灣已經形成共識，連專搞台灣民族主義的老台獨也說
：「台灣人，因和中國人具有同一血緣的關係，所以在種族上同屬漢族，這點無可否認
」。在外國也一樣。當我們向日本、美國政府抗議，把台灣當作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時，
他們外交官竟然反問，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嗎？造成這種看法的原因，在於中國的國際宣
傳，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教育。所以，追查台灣人身世的真相，除政治以外，還有多
方面的意義。台灣人的血統，在拙著「被統一前的掙扎」及「國格」之內已有觸及，舉
證說明不少自稱閩客的人具有原住民血緣。最近高雄醫學院醫師發表抽血檢驗的結果，
證實本人的推論。現因中共逼台甚急，驅使本人續做深入的研究。
從考古資料得知，七千年前台灣就有人住，可能是原住民或更早的矮黑人。原住民大別
有高山族和平埔族，據學者研究，他們分別在六千五百年和五千年前來到台灣。中國人
自稱的始祖黃帝，距今才四千六百多年，平埔族的出現都比中國人的始祖還早，原住民
那裡是炎黃子孫？黃帝的神話破滅之後，中國人又穿鑿附會的說，根據書經、夏書、禹
貢、列子湯問篇、山海經、史記、秦始皇紀、漢書地理志、三國志孫權傳、隋書東夷列
傳、文獻通考、隋書琉球傳、日本一鑑等等，證明自古中國人就到過台灣，所以台灣是
中國的。他們從不檢查一下，台灣原住民不但早就來過台灣，而且住在這裏。何況古籍
解釋人言人殊。
台灣原住民在島上無憂無慮的過了幾千年的無政府生活，到了十六世紀末，中國海盜林
道乾被其官兵追捕，船破，躲進高雄港（當時稱打狗），立即屠殺打狗社的平埔蕃西拉
雅族，取其血混合石灰以補破船。家破人亡的平埔人，被迫輾轉遷至阿緱，今之屏東，
這是台灣先民和中國人第一次大規模的接觸，想不到是狼吻。其後中國大陸來的統治者
像鄭成功、滿州人也都屠殺平埔人。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蔣介石不讓他們專美於前，
把台灣精英一掃而盡。台灣人的中國經驗，除了被殺之外，文化、語言也被消滅，河洛
話是中國統治者的強勢語言，把台灣母語平埔話趕出台灣。現在台灣文化面臨第二次危
機，年輕人逐漸聽不懂河洛話、客家話。
林道乾的扣關，並未使平埔人興起組織政府對抗外侮的念頭，反而是以逃避面對。一六
二四年，荷蘭以兩千名軍隊，在台灣建立有史以來第一個政權，當時全台灣平埔族高山
族各有二十萬人以上，閩南移民的一萬。荷末，閩人有兩萬五以上，而蕃口數依○．七
％年成長率計算應有五十一萬以上。閩人來台討生活，在海上必須克服許多山險，以當
時的航海工具和技術而言風險很高。上陸以後，惡瘴等著他們，像登革熱、霍亂，尤其
是瘧疾，當時無藥可醫，一經染上只有等死，不分王公或平民。有稽可察的，像海盜顏
思齊、鄭成功、滿清大官丁日昌、法軍艦隊司令孤拔、日本親王北白宮（有人說他是陣
亡）等，都是來台染病而死。達官貴人都如此，百姓或士兵死亡人數更多，一次奪走成
千上萬人的生命。遠古不說，日據時代就至少每年發生一次，少則死亡兩三千，多則一
萬二、三。可見台灣的毐瘴不是外來人種所能克服。間接嚇阻了閩粵移民，使他們重新
考慮，來台短期打工可以，長期定居則不敢嘗試。居於平地的平埔人，據說先天上患有
地中海型貧血，瘧疾原虫無處寄生因而疫癘不生。高山族居於山上，據說海拔七、八百
公尺以上就沒有蚊子。瘧疾不侵。
因為來台有這麼多風險，閩人來台都是抱著單身以試運氣的心態，反正他們在福建也是
無業遊民。而且平埔族是母系社會，娶了平埔妻，也就取得了土地繼承權，這使得閩南
羅漢腳更趨之若鶩，加上蕃女對這些無恆產但文化水準較她們為高的小混混頗為青睞，
所以當鄭成功佔領台灣之後，他的閩南故鄉就流行著一個民謠：「刺瓜（大黃瓜）刺刺
刺，東都（台灣）著來去，來去穩有某（妻），不免唐山怎艱苦」。根據記載，一六八
三鄭氏王朝滅亡之年，鄭軍三萬七千多是單身，其他「閩人」八萬多，除兩千多官員有
眷之外，也多是羅漢腳或閩蕃混血兒。這些混血兒娶到閩妻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一代
代都娶蕃女，他們的後代在血統上已沒有閩人的特徵，可是因為先祖是閩人還冠著漢姓
。另外，還有些平埔人因為懷有文化落後（到一六○○年左右男女仍舊裸體、結繩記事
）的自卑感，不管自己的血統已是閩蕃混血之後蕃血的成分有多高，仍自稱自己是「漢
」人，這個現象至今仍很普遍。
由最簡單的數學就可得知，閩蕃婚配所生之第一代有五十％蕃人血緣。若混血兒再配蕃
女，第二代的蕃血就有七十五％，依此類推，第三代八十七．五％，到第四代的蕃血就
高達九三．七五％，是一個十足的平埔人，可是這個混血兒仍舊得意洋洋的以漢姓為榮
，並以漢人深自期許。從混血第一代到第四代，只不過六、七十年而已，台灣的閩粵移
民後代，蕃化的過程都在「暗中」進行，年代越久蕃化越深。但儘管他們體內的「炎黃
之血」所剩無幾，仍舊自稱是唐山人。滿清入台之後，把所有的閩人都趕回福建原籍，
留下幾千人在台灣。他們恐怕都是承認自己是漢姓的平埔才沒被帶走的吧！
滿清滅鄭，沿海安全無虞，準備把鄭氏人馬及閩人移民（其中可能有混血兒）遷回後放
棄台灣。當時若非施琅力主保有台灣而獲清廷接納，今天的台灣就不會被中共糾纏不清
。滿人所以不要台灣的理由是，台灣是海疆上的一隅，治理不易，因此向為海盜之巢穴
。既接受施琅之議，為免反清份子再以台灣為根據地騷擾清國。因此在侵台後第二年，
就禁止移民台灣，這樣做，原本是政治上的目的，想不到它所達成的是，血緣上台灣和
中國大陸隔絕，造成台灣人有長山公無長山媽的混血狀態。當時滿清規定，留在台灣的
閩人在福建有妻室的可回家探親，但不得接到台灣。清國子民有事來台不准帶眷，另外
，廣東人根本不准來台，因為他們在其國內底細就不好，來台後天高皇帝遠，恐引發治
安上的問題。
移民來台雖然不准，來台謀生，打工並不禁止（但申請很麻煩）。因為當時清國人多生
活困難，所以閩人申請來台，粵人偷渡。由於粵籍客家人在一七二一年的宋一貴之亂中
組義勇兵萬餘人助清平亂，事後這些偷渡的義民爺得到關愛的眼神，一七三二年第一次
解除攜眷入台之禁令，其對象就是這些平亂有功的義民、偷渡客。七年後台灣人口壓力
顯現，而交通方便之處也開墾得差不多，所以，滿清又開始禁止其國民攜眷來台，此後
又開開禁禁各三次，至一七九○乾隆年間才完全解除攜眷之令。但羅漢腳，在台無視可
依者，及粵籍國民仍舊禁止入台。這個命令直到一八七五光緒元年才廢止。一七六四年
「重修鳳山縣誌」就有這一段：「近年以來，生齒日繁，山窮樵採，澤竭罟網，物力甚
絀，用度益肆」，說明台灣真的沒有三年好光景。因此，早在一七四八年，彰化知縣蘇
渭生就倡導設立育嬰堂，收容窮人家丟棄的女嬰。這顯示當時生活不易，來台打工或定
居的閩粵單身男子銳減，否則怎可能把女嬰丟掉或溺死。因為在鄭氏時代「婦女一人之
價，至於數百金」，有如颱風過後的菜價。育嬰堂的設置，嘉義、彰化、台南、板橋、
新竹、台北、澎湖都有，丟棄女嬰實是全台灣普遍都有的事。由於這種狠心事是中國大
陸的風俗，因此，被丟棄者必是龍女而非蕃女，這無形中減少了龍種繁衍的機會，而增
加蕃種繁殖的可能性。若漢家郎嫌棄蕃女文化水準低，欲渡海娶親卻犯法，除非偷渡新
娘。然而黑水溝處處漩渦渡航危險，女性上船被視為不吉祥而不受歡迎，除非願付高代
價給船家，否則欲傳宗接代，除了蕃女別無選擇。即使是娶蕃女，兒女也冠漢姓，以致
蕃孫不認祖。
說到漢姓，蕃子蕃孫的父祖不必來自唐山照樣擁有漢姓。原來在乾隆二十三年，滿清賜
姓平埔族，計有潘、陳、劉、戴、錢、斛、李、林、王、巒等在閩粵也是大姓的姓氏。
蕃人改漢姓之後不出三代，連自己的子孫都會不知自己是蕃。日據時代為了把台灣人皇
民化，它的「戶口規則」第三十條就有規定，鼓勵台籍居民改為日姓，其辦法為，提高
社會地位、子弟可入日人專用之中學、增加木炭米榶麵粉煙酒布類的配給量等等。改日
姓之例有：姓王者改為兒玉、田村；姓李的改為理光、里見；姓陳的改為田中；姓潘的
改為米田等。過去的兩百多年，台灣土著一下子改為滿清賜姓，一下子改為大和賜姓，
戰後又改回蔣介石賜姓，七改八改，台灣人都搞糊塗了。山地人的漢姓更多，除了前述
滿清所賜幾個姓之外，總共使用中國百家姓中的五、六十個，其中大姓有：孫、溫、吳
、葉、鄭、盧、賴、余、高、鍾、宋、尤、趙、張、郭、顏、羅、莊、黃、江、蕭、楊
、連、萬等。許多台灣人被告知可能是原住民後代時，馬上反駁表示絕對不可能，理由
是原住民不可能有漢姓。看了上述歷史事實，鐵齒的假漢人，是不是應該心平氣和的來
研究自己的身世呢？
另有一種假漢人，不承認自己的原住民祖先，說他們的族譜記得很詳細，絕對和蕃沒有
關係。這也太武斷了。四十幾年前蔣介石的手下，就根據原住民的漢姓，替蕃人製造有
漢族血統的族譜，所以，常常發現漢姓相同的蕃，在血統上完全沒有關係，可是族譜卻
相同。乾隆賜姓給蕃人的時候，不知有沒有同時替他們製造中原族譜，假使有的話，原
住民的祖先也必是來自黃河中、下游，這種幼稚而又傷天害理的事，只有中國人做得出
來。家中有族譜的「漢人」，你們的族譜是不是被作了手腳，使你不知不覺之中背祖忘
宗？
即使沒被作手腳，而你的遠祖來自閩越，之後連續幾代都娶蕃女為妻，則第一代的蕃血
為五十％，第二代七十五％，第三代八十七％，第四代九十三％依此類推，你有多少血
液是蕃的成分？不管有九十三％或零，在族譜上你永遠看不出你的血緣，因為漢人族譜
是以男性為中心，在你的宗譜上，只要先祖之中有一個來自漢，或冠漢姓的蕃，在族譜
上所顯示的你是百分之百的漢人，但實際上你有可能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蕃人後代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本研究才想辦法要來替所有的台灣人分辨，到底是漢還是蕃。
族譜不能證明血統，在台灣已是普通的常識。依照學者的研究，漢族譜的起源是在周國
，目的在註明所封各姓與周天子的主從和一統的關係。秦國佔領中原之後廢除封建制度
，但族譜未廢，遂成各姓社會地位的表徵，直到清初。因此有人偽造族譜以彰顯自己的
出身。但蔣介石在台灣偽造的蕃人漢族譜，則是為了統治、掌權。台灣人不應把家中的
族譜看得太認真，說不定你家的神主牌就是偽造的。最能證明你的身份的就是血液成分
，不是姓，也不是族譜，千萬不能以為自己是漢姓，族譜上也密密麻麻的記著一些名字
，就表示你是漢人無誤。有人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當你沾沾自喜準備要做二
十一世紀的支配者之前，最好先去高雄醫學院檢查一下。
既然台灣人的血統這麼可疑，而中國又以台灣人是其同胞子民而時時威脅，實在有必要
研究，趕快做個了斷，拖，對台灣不利。台灣人的歷史之根已被中國人挖掉，尋根的研
究工作，只能從殘餘的細根中推知全貌。這些細根就是歷代開墾田畝面積、殘缺不全的
統計資料，前人的遊記、官員的奏摺、學者的研究報告等。為求研究結果正確，本文建
立了台灣歷代人口成長的模型，時間從一六二四年荷據開始至一九九五年為止。模型中
，就縱的方面而言，在朝代末年或有人口統計的年代設立檢查點，共有十點。就橫的方
面而言，在每一個檢查點分別估算漢蕃人口，其總和若和官方統計數目相同，表示可以
接受，否則必須大都市研究，直到兩者相符為止。
第一、第二檢查點
台灣歷代人口成長模型（如附件）的第一個檢查點是一六二四年。在此之前閩人來台甚
少，據荷蘭水兵的二手傳聞，有許多閩籍移民和平埔女性結婚。不過多數的福建農民，
春間來台秋收返回，工作是幫傭性質，流動性很大。據一六三六年的荷人巴城日記，當
時在台閩人，向來多數是無業遊民。當年爪哇僑領蘇鳴崗留居台南，獎勵農業，閩農才
開始大量定居，以種甘蔗為主。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不久南下，一六四八年福建戰亂
發生飢荒，約八千人來台，亂後又全數離去，說明了台灣並不適合「漢人」居住，若有
選擇，他們也會離開。簡單的說，他們不認為台灣是他們的家。這和中國人所宣傳、教
育下一代的說法──中國人熱愛台灣，是完全相反的。
瞭解了第一檢查點的背景之後，讓我們檢視蕃族人口。根據日本學者及台灣官方的估計
，是時，平埔族及高山族各為二十萬人。但是整個人口模型完成後檢討，發現平埔人口
應為二十五萬，再檢討增為三十萬。但基期人口以平埔山地各二十萬計算。另外，人口
年增率概以○．七％計算，從檢查點一到檢查點六（一八一一年）全部相同，這也是偏
低的估計。因為同時期中國的人口成長率是○．八三九％到一．二七％之間，平均為一
．五四％，而當時的福建為○．六一八％到○．八一七％，平均為○．七一七％，不管
和中國或福建的平均人口成長率相比，本模型所採計者均較低，蕃口被高估的可能性很
小。至於漢人口數的估計，係以開墾田園甲數乘以三．三，亦即每甲扶養力為三．三人
。這個數字從檢查點一、二、七的人田比例中得到支持，若依據每甲的年收穫量來判斷
，閩粵人口不會低估。因當時農作年僅一熟，產量又低，每甲養三、三人已可能是高估
。
一六六一年（第二檢查點）， 荷蘭投降鄭成功，留下已墾土地八千四百零三甲，以本
模型估計，漢人應不超過兩萬七千。這個算法得到荷蘭人證實，它駐台最後一任長官揆
一所寫的「被忽視的台灣」書中記載，除婦孺外，有漢人壯丁兩萬五千人。依台灣官方
推定，婦孺應有九千人，合計為三萬四千人。但是人口扣掉漢人傭工而土地扣掉平埔人
所墾的一小部分之後得到，每甲約當三、三漢人的人田比。必須注意的是，平埔人向以
打獵為主，農耕為輔，因此需要廣大土地做為天然鹿場。鹿場開墾之後，獵獲量減少，
為了生活必須參與開墾，這個隱藏的現象，到了滿清時代完全顯現出來。可是以中國為
主體的歷史，把開墾全歸功於漢人，原住民好像是旁觀者，顛倒事實。所以若一直用三
．三乘以官方記載已墾田數做為漢人口數計算，必然是個大錯誤，此事在乾隆年間完全
明朗，現階段仍屬正確，暫時表過不提。
鄭成功到了台灣，沒收荷蘭人開墾的田園，佔據了平埔人西拉雅族的土地，蕃人被迫從
所居住的台南新港遷至左鎮及高雄旗山。原住新港以東的一支平埔人則遷往玉井。被中
國海盜林道乾所屠殺的是西拉雅族，被海盜之子鄭成功所欺凌致有家歸不得的也是西拉
雅族。這一族最先和中國接觸，受害也最深，不知道該族的後代，還記得這段歷史否？
或者已經如李登輝所說，只向前看不向後看了？回想起來，當時的平埔和山胞加起來至
少有六十二萬人，鄭成功入台初期才有三萬兵，若原住民團結起來，要趕走這個海盜之
子並非不可能，歷史總是遺憾的多。
第三檢查點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滿州人來台統治時，原住民已有六十五萬，這一時點被選為
第三個檢查點。早在入台前的一六五六年，滿清為實施對鄭經濟封鎖而頒佈禁海令，「
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一六六一年鄭氏據台，滿清更進一步實施遷界，北起
遼東，南至廣東，所有海岸地區二、三十里的居民，必須向內陸遷移，堅壁清野，以期
鄭氏「海上食盡，鳥獸散」。因此，本來多是光棍的鄭軍求偶更難，除非娶蕃婆，來台
平民亦然。而鄭氏移交滿清的田園有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四甲，意味著閩人有六萬多，軍
人及官員除外。據聞，這些人是「難民與流氓集團」，對台灣五日京兆之心，和荷蘭時
代來台那批初無二致。想成家，結婚對象不挑剔，不結婚也無所謂。因此，娶蕃女或是
獨身應是最普遍的現象，猶如現在的老芋仔，在台灣留下純漢種的可能性相當低。
即使所傳純漢，滿人來台之後，立即把鄭氏官僚、家眷、軍隊及漢人遣回其國內，斷絕
反清禍根，可能一人不留。據「華夷變態」敘述，一六八八年的台灣，僅有數千漢人居
住。這些漢人可能是一六八七年偷渡來台，想搶先佔有鄭氏所留下已開墾的土地的那一
批粵籍亡命之徒，或者是娶了平埔妻而獲准留台的閩籍移民，或者兩者都有，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一六八八年時，在台漢人僅數千人，而原住民已有七十多萬，加上
禁止移民的聖旨，你認為這幾千個漢人的結婚對象會是誰？
漢蕃的人口及性別比例如上述，土地開墾的情形在郁永河的「裨海紀遊」裏，有此記載
：一六九三年時，台南縣佳里鎮以北，全都是平埔人部落，幾無漢人足跡。可是當年的
「台灣府志」等卻記載著，嘉義縣開墾了八千八百六十六甲，這明顯的表示，平埔人（
此區為洪雅族），為了生存，不得不把原來打獵的鹿場、麻地闢為農田，因為他們的人
口從荷蘭入台算起，已增加了五成以上。「台灣府志」的此項記載，也證明了前文所說
，墾荒不是漢人的專利，把所有開墾農田甲數乘以三、三計算漢人口確是嚴重高估。因
此，我們必須在本模型中扣掉平埔人所開發的才可糾正錯誤。
文獻會統計，在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時，台灣的開發，除鳳山、台南、嘉義已完
成之外，尚包括雲林、及一小部分的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園等地，面積三萬多
甲；一七一七年開墾的「先鋒」部隊到達台北。郁永河告訴我們，一六九三年時台南以
北，除了平埔人的聚落（稱為蕃社）以外，都是一片蠻荒的原始狀態，開墾不易，不見
漢人蹤影。短短的二十三年間，不但開墾了嘉義、雲林，而且一路北上直到桃園，每個
大聚落都有開墾的痕跡，七年之後到達台北。依照中國學者的說法，這是偷渡客大量湧
入的結果。可是他們都忘了，一七一七年時的原住民人口，估計有九十多萬人，將近荷
蘭時代的兩倍，即使中國流民不來，他們的生活空間已經縮小了一半，若開墾全為漢民
所為，則生活空間只剩四分之一。這是假定原住民也是以農為生得到的結論。若他們仍
以打獵為生，山胞可能還無問題，平埔族的蕃社都已被墾完，動物也趕走，生活空間等
於零。可是記錄上只看到小規模的平埔族遷移，而且還是一七四四年以後的事。因此，
我們寧可相信地是平埔族自己開墾，因為該族當時的人口有五十二萬以上，而且土地所
權都在他們手上，滿清政府也禁止漢人進入開墾。
假使平埔族自己不開墾，蕃社的鹿場、麻地，有可能像鄭成功時代，被中國來的軍民當
成荒地而被霸耕，台南西拉雅族被迫退入山中討生活，是活生生的例子。除此之外，鄭
軍在恆春、鳳山、嘉義、斗六、彰化、台中、新竹、台北、基隆等地侵佔平埔人的土地
謂之屯田的歷史，使嘉義的洪雅族、彰化的巴布薩、台中的巴札海、巴布拉、新竹的道
卡斯、台北的雷朗、凱達格蘭等平埔族人，不得不提高警覺。因為他們還摸不清滿州人
的底細，好歹先開墾了以後才有理由佔有，免得鹿場荒著被徵收。因此，這些證據顯示
，平埔人害怕田地被沒收才是台灣開墾的原動力，不是漢人。漢人在台灣無田可墾還回
去中國，平埔人若無田可墾就無路可走。因此，中國學者的論點似乎是站在中國政府想
強佔台灣的立場而發，不是根據客觀的事實做推論，實在使人感慨文人也無法保存學術
良知。
若堅持台地為漢人所墾，則勢必有一大批漢人男子逗留台灣。然而我們知道，從一六五
六年起至一七三二年第一次解除接眷令為止的七十六年間，他們除了和蕃女牽手之外，
只有光棍到死。這個事實有藍鼎元一七二八年的「經理台灣疏」為證：當時的台灣「自
北路諸羅（嘉義）、彰化以上，淡水、雞籠（基隆）、山後千有餘者，通共婦女不及數
百人；南路鳳山、新園、瑯嶠（恆春）以下四、五百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這兩個
地區當時已開墾萬餘甲，每甲以三．三人計算，可能的漢人應有三萬餘光棍，因為婦女
總數才一千多，約佔男性的三％。九十七％的男性不娶蕃女不能傳宗接代，娶了蕃女，
後代已不是純種漢人而是半蕃。所以我們得到的結論是，若地為蕃所墾，則依每甲三．
三人所算出的人口應屬全蕃，若地為漢墾，算出的人口屬於半蕃，都不是漢人，只是這
些半蕃因為父親的關係而冠漢姓，如此而已。但是，據瞭解，半蕃都不認為自己是蕃而
是漢人，不管身上蕃血可能已有九十九％。
第四檢查點
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是本模型第四個檢查點，因為在這一年，台灣的總人口才有
官方的統計做為依據，在此之前的都是用各種標準估計出來，前已述及不再重複。由於
官方的人口統計只有總數，不分男女、蕃漢，要為台灣血統尋根，必須研究分析。當年
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有關台灣人口的奏摺這樣說：「台灣府屬實在土著流寓并社番共八萬
四千六百一十一戶大小男婦共六十六萬一百四十七名口」。這是目前最詳細的官方資料
，男女、漢蕃各多少無兩個知道。而此處所指「社蕃」係平埔族，山地蕃人口奏摺並不
計入。雖然如此，漢蕃人口從本模型卻可分辨出來，那就是：以○．七％成長率估算此
時的蕃口，得知平埔族有六十九萬，高山族五十萬。此時的墾地已有六萬甲，乘以三．
三，得到二十萬（折出平埔人口十四萬剩六萬），三族共計一百二十五萬，是當時台灣
人口，奏摺所報嚴重偏低。
第五檢查點
一七八二滿清據台百周年，是第五檢查點。當年清國福建巡撫的奏摺之中，亦未將山胞
人口列入。奏摺的漢族及平埔人口為九十一萬，而本人口模型估算出的兩族人口也是九
十一萬，證明了模型的正確性。
滿清的人口奏摺包括蕃民，最近才被公開，以前中國國民黨的教育是，除了現在住在山
上的山胞以外，台灣人都是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也一樣。這兩黨的代表性人物沈君山和
江澤民，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的談話內容，證明兩黨的教育成功。沈說，台
灣獨立派或許可以稱做台灣民族主義者。江問：「什麼台灣民族主義？是不是高山族？
除了高山族，不都是兩個中國去的中國人嗎？」沈答：「高山族不過三十五萬，也不搞
獨立，現在台灣的居民九十八％都是從大陸移民過去，但有人認為台灣原來是一片蠻荒
之地，是他們祖先開發出來的」。沈、江兩人顯然還知道當時已經公開的滿清台灣人口
奏摺，也不知道台灣是平埔人開發的歷史。
知道奏摺的中、台兩地中國學者的態度又如何呢？刻意淡化、隱瞞。中共「學者」鄧孔
昭，在其「清政府禁止沿海人民偷渡台灣和禁止赴台者攜眷的政策及其對台灣人口的影
響」文中，赤裸裸的說，奏摺的數字包括社蕃的人口，而鄧文所引資料皆為漢族人口，
為方便比較人口的增長率，暫時不採用。其實，從頭到尾，鄧文都未提及蕃口，故意抹
煞。台灣的中國學者也都隱瞞事實，例子很多。有一篇以前述奏摺為主體，討論台灣人
口的效率上承認，奏摺上的人口包括漢人和原住民，但他的結論還是，「漢族人口在台
灣的成長，立下台灣土地以漢族為主的基礎，雖經日本五十年的佔據，也沒有辦法改變
這一事實」。他們應該知道，一七八二年時，平埔和山胞加起來已經超過一百四十一萬
，漢蕃混雜只有九萬，總人口一百五十一萬。由此可知漢族人口是絕對的少數，實不必
等到把漢人從漢蕃混雜人口之中分出來就可知道。「漢蕃混雜」人口是由已墾甲數乘三
．三得到的數字。本來全數計為漢族人口，後因發現平埔人可能才是開墾的主角，因此
以混雜人口處理，再根據事實，把這部分的漢蕃人口析離。
把漢蕃從兩者混雜人口之中分開的當時，我們發現有一大片灰色地帶，那就是漢蕃混血
兒。混血的事實由來已久，嚴重的影響原住民人口。所以乾隆二年滿清頒佈「戶律婚姻
嫁娶違律主謀人罪附例」，它規定，台灣漢人不得與蕃人結親，違者離異，並打一百大
板。「蕃俗六考」對漢蕃婚姻的影響也有敘述：「納蕃女為妻亡，以致蕃民老而無妻，
各社人口日就衰微」。此處，蕃社的衰微，不就是漢蕃混血嬰兒潮的明證嗎？這兩百多
年前的混血嬰兒潮中的嬰兒，有多少人是當今自稱是「漢」的台灣人的祖先？他們的子
孫是否也和他們一樣，必須娶蕃女才能傳宗接代，而使今之在台「漢人」血液成份，有
七十五％到九十九％的蕃血？
有唐山公的蕃孫固然漢姓，沒有唐山公者也可有漢姓。乾隆二十三年對平埔族的賜姓前
已提及。對山胞賜姓比較晚，因和漢人接觸的時間比較晚。有案可查的是在道光六年（
一八二六）及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等。所謂賜姓，就是一種命令，不得不接受。潘姓
的「潘」字拆開，有水、有田、有米最得青睞，平埔、山胞皆然。道光六年賜姓挑竹苗
地區的賽夏族，姓氏包括，高、朱、夏、樟、蟹、日、豆、錢、豐、潘、絲等。光緒元
年賜姓恆春排灣族頭目漢名「潘文杰」。光緒十二年，台中縣泰雅族頭目被賜姓「白」
。其他山胞種族可能也被賜姓，只是未能一一收集而已。由此可見，不管原住民有沒有
和漢人混血，自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起，就開始有人冠漢姓，用姓氏很難區分漢
人或平埔。一八二六年之後分辨山胞也開始有困難。既然一、兩百年前台灣原住民就被
改裝成中國人，後生的新人類或新新人類，總會知道原來他們是平埔或山胞呢？
第六檢查點
台灣人口成長模型的第六個檢查點為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當時台灣人口的版本有
三：連橫的兩百萬、文獻會的一九四萬、中共的一九○萬。而本模型估出之人口為一百
九十萬多，加上澎湖人口六萬後，和文獻會版本較接近。從這個總數來看，嘉慶十六年
已把山胞人口計入。為何乾隆時不計而他的兒子嘉慶卻計，理由何在？從日人伊能嘉矩
所著「台灣文化志」下卷可知，全台一百九十五個鄉鎮（鄭、清時稱為堡或里），有一
百六十九個平地鄉鎮，在乾隆時代就已開墾完畢，嘉慶以後所開墾的是南投、宜蘭、台
東、花蓮、恆春等山地區域，或距離堡、里較遠交通不便的「蕃地」。依大清會典（滿
清法律）：「回、番（包括西藏及台灣山胞）、黎、猺、夷人等，久經向化者，皆按丁
編號民數」。根據這條清國律令的規定，山胞進入台灣的人口統計之中乃勢所必然。滿
州人還算坦白，日本人、中國人等外來統治者故意隱瞞事實，用筆把原住民消滅，使台
灣人永遠忘記自己的祖先，好供其驅使。
平埔人在乾隆時就已「向化」，是不爭的事實，最簡單的依據有二：一為所住西部平原
的蕃社均被開發成堡或里；二為乾隆賜姓。山地人何時向化則不得而知。有案可稽者為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八）的十四萬八千人，以當時將近有一百萬人口的山胞而言，實屬
微不足道。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時的人口統計把全部山胞人口列入，莫非當時的山
胞已經全數向化？或者只是清國官員好大喜功，把未向化者也列為向化，以向滿州人表
功？從一八七一年的清日兩國交涉可瞭解，是官員浮報。當年因有日本向清國抗議恆春
蕃殺死在該地發生船難的琉球人，清國大臣毛昶熙回答：「生蕃既我化外，伐與不伐，
惟貴國自裁之」。可見平埔人投降了滿清，而山地人沒有，他們的居住地面積為台灣的
三分之二。若中共以繼承滿清為理由，對台主張有主權，相關部分僅三分之一，何況滿
州人早在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將台灣讓給日本，繼承並非事實。
談到平埔人，他們也不是全部投降滿清。台灣西部平原本來都是他們「領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或為鹿場或為麻地，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開墾之後，必須以農耕為
主，打獵變成休閒活動。過不慣新的生活方式，或受到政治迫害者往山區遷移。除前述
受中國海盜林道乾，鄭成功迫害的西拉雅族大遷徙之外，一七四四年前後，這些人的後
代有的遷入高雄縣的杉林、荖濃、甲仙，把原住於此的山地曹族趕向深山；有的遷往玉
井；有的遷往埔里。這是台灣南部的情形。在台灣北部，一七○九年「漢人」進入之後
，並未有平埔人遷走的記錄。在中部有些遷往埔里、宜蘭，再遷羅東、花蓮。台東的平
埔人係在一八二九年，由屏東枋寮越中央山脈而到此。這些遷移的規模都不大，多者千
人，少者百人或數十人，守著原住蕃社或鄰近地區者居多，可能有九成以上，可見平埔
人「務實派」多，「基本教義派」少。由於平埔人不搬家，故西部平原的血統仍舊以平
埔為主流。怪不得今日政壇上務實者多，基本教義派少；獨派少，而維持現狀者多。平
埔血為主流的現象說明了，在文化上他們被中國人以政治的力量強制同化，在血液上，
漢人卻被平埔或山胞溶化，無知且虛榮的平埔、山胞後代，竟自稱是中國人。
第七檢查點
馬關條約的締結前兩年（一八九三）第七檢查點。當時清國對台的人口統計結果有兩百
五十四萬，全計為「漢人」，但由人口模型分析得知，平埔、山地人為兩百三十萬，漢
蕃混雜難分者二十四萬。根據滿清的檔案，當時開墾農累計有三十六萬甲，平均每甲可
養活七人多，和本模型的計算基礎每甲三．三人相較，每甲扶養力一倍有餘。經查發現
，這三十六萬甲在日人接收後清丈的結果是七十七萬甲，證明每甲三．三人的計算方式
，直到清末仍可適用。
清、日兩國對台土地資料所以有如此鉅大差別，原因在於清國禁止台灣蕃地的開發，而
當時台灣無處不是蕃地。滿清的土地登記只是對偷墾或蕃墾的追認，離平埔蕃社較遠之
地均視為蕃界，免稅，不計入開墾田園。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第一次立碑在「非
蕃界」四周，禁止漢人（或混血半蕃）越界入墾蕃地。隨時間的推移，蕃界越墾越多，
界碑不得不向原蕃界移入，產生新界線，蕃界縮小。如此前後四次，直到乾隆五十五年
（一七九○）。當時乾隆發現，台灣已墾十萬甲，其中有三千七百三十四甲（約佔三％
）越界開墾。可見未登錄者到乾隆末年仍舊很有限，本模型以滿清登錄的土地甲數換算
可能的漢移民，只計算到嘉慶十一年（一八一一），縱有誤差也可能只在十％以內，對
依此估計出來的漢人口影響不大。不像三十六萬甲和七十七萬甲之差（四十一萬甲）那
麼離譜。但是，從日人清丈出來的這四十一萬隱藏田園屬於「蕃地」，是平埔和山胞所
共有。依此換算可知，此「蕃地」內的山胞九十七萬，平埔三十八萬。「蕃地」外的平
埔有九十五萬，他們可能是安土重遷，留住原來蕃社（此時已被開發）者的後代吧。一
八一一年之後人口成長遲緩，只有○．三％，顯示移民不再，新增墾地應是在地人口開
拓，不再據之計算中國移民人口。一八一一年的農田，估計有十一萬八千甲，以此算出
之漢蕃待分僅三十八萬，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半蕃。
根據以上的分析，台灣的人口當中漢人所佔甚微，為何史籍所載清初就有數十萬人來台
？若這批移民以九十萬計算，到現在其子孫就有兩千一百萬，真的如江澤民所說，除了
二％的山地人以外，台灣人都是從中國過去的中國人了。到底問題出在那裡？主要是漢
人多流動人口。典籍記載，因滿人不淮漢人來台定居，和荷蘭人一樣，惟恐政權不穩，
所以粵籍流民來台只能扮演傭工的角色，「饑來飽去」，「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
」，「春季赴台耕種，秋收回籍」。閩籍來台較早，和蕃女婚配而有田可耕者不少，而
羅漢腳更不在話下，強者為盜，弱者為偷，所以，從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起到光
緒十四年（一八八八）為止，不到兩百年期間內，發生了七十三起民變及械鬥，其中以
朱一貴和林爽文之亂規模最大，查看事平之後叛亂犯的供辭發現，皆為單身男性，林爽
文除外。
第八、第九檢查點
日本投降的前兩年（一九四三），台灣的人口為六○三萬，這是第八檢查點。這時的平
埔加山胞應有五百四十五萬，可是在日人的統計只出現山胞，而且只有十六萬。在一九
三五年的人口普查中，還有生番十五萬、熟番五萬的字樣，其餘標示為福建系人和廣東
系人，可知平埔（熟番）暗中消失之快。其實不管生番、熟番、福建系、廣東系，主要
構成人種都是平埔和山胞，只因賜漢姓的滿清政策成功，連精明的日本人也被瞞過了。
以訛傳訛的結果，到現在知道自己真正祖宗的台灣人百不得一。
一九四三年日本據台最後一次的人口統計指出，僑居台灣的中國女性有一萬八，男性三
萬三。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兵敗逃難到台灣，跟隨他一起來的中國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好像有兩百萬軍民。事實上沒有。據一九五六年（第九檢查點）的「台閩地區戶口普查
」，在台中國人只有九十四萬，包括軍隊，及大陳撤退的難民。這裏面，女性只有二十
一萬，因此不少老芋仔必須往山上找配偶，否則面臨絕後。事實上，有相當多的蔣軍像
當年的鄭軍一樣，娶蕃女以傳嗣。
第十檢查點
最後一個檢查點是一九九五年，根據一九五六年依性別析出之難民數，加上日據時代「
滾存」的華僑移民，男女配對之後，依二．一六五％成長率核算，可能的龍種的有一五
五萬。若考慮到實際上可能有一成以上的龍女，像尤清、陳定南的太太一樣，下嫁蕃人
或半蕃的後代，則純種中國人在今日只有一百二十四萬，佔總人口的五．八％。若以更
嚴格的標準來看中國人，他們必須是真正的漢人，生長於黃河中下游，河南、河北、山
西、陝西四個省份，或兩個該區逃出的難民。依據一九五六年的戶口普查，中原地區逃
出的女性有三萬五千，男性五萬三，但也只能配成三萬五千對，
其後代才是純粹的漢人。是則，今日在台的真正漢人只有九萬七千，佔○．四五％。台
灣人口的今貌為，平埔和山胞合計達一千六百四十六萬，佔七七．四％的總人口數；漢
蕃待分三百五十八萬，佔一十六．八％，台灣的現住人口中，有九十四％以上，不是平
埔就是山胞的後裔，和沈君山、江澤民所言，除了二％的山地人以外，台灣人都是中國
人的說法完全相反。只要你的祖先巷在清國把台灣讓給日本以前就來台灣定居，那麼你
必然是蕃族的後代，例外很少，唯一的差別是蕃血百分比的高低而已。在台灣只有全蕃
和半蕃之別鄉力並無閩、客之分。
結 論
從七千年的台灣歷史來看，平埔和山胞悠遊歲月六千多年，近四百年才受到外界的干擾
。荷蘭、鄭成功來把他們的土地奪去，使他們學會了耕種。等滿清趕走鄭氏及所有漢人
之後，在台南、高雄的平埔先祖，趕快鄭氏遺留的田畝接收過來，台南以北的平埔則開
始墾荒，惟恐不開墾，滿州人會像鄭軍來把他們的荒地佔去屯田。這是人類生存的本能
，也是台灣全島開發的原動力。可是以漢族為中心所寫的歷史，卻說台灣為漢人所墾。
對照中國所稱開墾出的堡或里，正是昔日平埔人所居住的蕃主原址。到滿清中葉所墾的
一百九十五堡里，個個莫不如此。例如，台南新化，鄭成功之前稱為大目降社，鄭氏開
墾後改為大目降里；西螺社改為西螺堡；南投主改為南投堡；八里坌社改為八里坌堡；
大雞籠社改為基隆堡等等。從舊社名就可知道新地名原來是什麼族人的土地。其他例子
還很多，大部分和原始社名不同，不能一望便知其由來。大概這是外來政權統治台灣的
共同手法吧，目的在使平埔人忘記自己是誰。國民黨外來政權也一樣，來台後拼命改地
名。
平埔人選擇蕃社為開墾地點實有其理由。第一，離住所近。第二，因為是蕃社，交通必
然比較方便，運送笨重的農產品不成問題。離開蕃社就是一片蠻荒，徒手走路都有困難
，況且運送作物。我們知道乾隆末，台灣把蕃社開發完畢，共一九五堡里，十萬甲土地
。很顯然，乾隆後的開發，必然由這一九五點，向每一點的外圍發展，開墾到那裏，路
就築到那裏。不管是點內或點外，土地都是平埔人的，開墾不由平埔人主導根本不可能
，閩、客實居於被動地位，因為滿清禁止漢人入墾蕃地。漢人進入蕃地的最主要方法是
娶平埔妻而得到土地，其次用騙的。但用這些方式得到的土地，和整體比較起來仍是少
數，而且以閩藉居多。所以，閩籍有妻，粵籍無妻。
支持這個看法的有力證明是，一七三二年藍鼎元所寫的「粵中風聞台灣專論」。他說：
「廣東潮、惠人民在台種地傭工，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另外，「論治台灣事
宜書」中也提到，粵籍赴台當傭工者，每村落聚集千人或數百人。想必是替平埔人或平
埔的閩籍女婿打雜吧。在這裏必須挑出一個重要的議題，在滿清禁止接眷的命令仍舊有
效時，為什麼閩籍移民有妻，而粵籍移民無妻？假使閩籍有漢妻，粵籍必然也會有，一
有一無的情形，唯有閩籍所娶的是蕃妻才有可能發生。這個事實證明了台灣血統以原住
民為絕對主流的結論，可信度相當高。
在這個前提之下，大福佬沙文主義變得很荒謬，因為不但是福佬，連客家也要到五．八
％這一小群去找，真正的漢人寥寥可數。因此，在台灣只有大平埔沙文主義，或大山地
沙文主義，但願山胞不要妄自菲薄。有蕃人血統的假漢人也不要因染蕃血而自卑，種族
沒有尊卑，人格才有高下，唯有自尊人家才會尊敬你。河洛話、客家話都不是台灣人的
母語，北京話更加不是，平埔人的母語已被滿州人和閩南人消滅。鄭式據台二十三年，
他是閩南人，屠殺台灣人的先祖有七次，平均三年就有一次大劫。祖先被屠殺，台灣人
還供奉鄭為民族英雄，在滿州人的忠烈祠，不知有沒有岳飛的靈位？滿州人据台兩百一
十二年，屠殺二十五次，荷蘭、日本等外來統治者，也都曾不止一次的屠殺台灣先祖。
可是居然有那麼多台灣人強顏事仇還認賊作父，說什麼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當台灣的文
化和血統被中國有計劃的消滅，並且換上偽裝的中國文化和血統時，李登輝竟然敢在桃
園向全世界宣佈：台灣和中國沒有民族和文化上的認同問題，並且反對台灣獨立。做為
台灣子民的你我，實有責任把台灣恢復原貌。
在歷史的照妖鏡之下，「台灣人都是中國人」的謊言立刻現形。四百年以前，台灣沒有
中國人的蹤跡。之後，中國有人來台，但所佔台灣人口比例微乎其微。根據本人口模型
，在荷蘭時代為二％，鄭氏時代四％。滿清入台後禁止漢民遷台，來者多為偷渡客，單
身男性，其後代多為混血種，即使是混血也只佔十六％的總人口數，而這十六％之中，
蕃血是主流，漢血的成份在十％以下，日據時代台灣人口的漢血成份其百分比亦為個位
數。而目前在台的純種漢人五．八％而已。這些事實證明中國人是偽造歷史的專家。留
在台灣的中國血液不超過十％，而留在台灣的中國人不超過五．八％，中國人在台灣是
十足的少數民族。少數人為了統治多數人，就把異族也說成中國人。在中國大陸，所謂
的漢人也以同一手法欺騙居多數人口的滿蒙回藏苗等族人，使他們相信自己是中國人而
甘心被統治。
中國人以捏造的歷史和血緣，使台灣人認中國賊為父。而中國賊現居然又以這虛構的血
緣為理由，恐嚇台灣人不接受中國賊統治就是分裂國土，不惜以武力毀滅台灣。面對這
種情形，台灣人若再不起來和中國賊好好算這筆帳，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子孫，更對
不起自己。
Formosan and Austronesian Languages
T. R. Cheng
Introduction
About 30 to 40,000 years ago,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AMH) peopled the Island we call Formosa and the people, Formosans, today. Sometimes less than 10,000 years ago, they developed, nurtured, expanded, and founded the Austronesian (AN) Language Family spoken by most insular islands in both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s. The language family started to disperse into the vast domain after one of the initial ten Proto-AN languages left Formosa 6,000 to 5,500 years ago and reached the Philippines and further south to Borneo, Malaysia, Sumatra, and rested temporarily at eastern peripheries of Indonesia around 4,000 years ago. Next round of linguistic expansions did not resume until some 3,000 years ago. During that 1000+ years’ break, AN speakers invented stable double-rigged canoes that enabled them to carry live stocks, plants, foods, and passengers for long distant voyages, and ventured into new uninhabited insular islands. This round of the language transmission had completed by AD 1,200 when most islands in both Oceans were occupied by the AN speakers.
I will describe prehistoric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preading and the early recent Formosan history, since most islanders in general are unaware of that glorious past and their own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land belongs to Formosans
Formosan ancestors indeed peopled the island first. They have left splendid legacies and unique culture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large amounts of treasures waiting to be further explored. Paleolithic stone relics and archaic sites thus far excavated yielded tens of thousands to thousands year-old relics. They reveal Formosa bears rich reservoir of archaic remains and the Formosans, having been lived on the same island, too.
The AN language history indicates that Formosan ancestor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culture since 6-5 millennia ago. Tragically, this and some historic relics are deliberately and dogmatically assigned to subsets of China culture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however, have disclosed an entirely different picture; Formosa has a unique and independent set of history that belongs only to Formosans.
Anthropology and Ancient Formosan History
Anthropology deals with all aspects of humans and human evolution. Unlike a rather shallow aspect used to deal with, it encompasses physical (biological), linguistic, cultural, history, archaeology, paleontology, geography, geology, and behavioral, subdisciplines and others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eliberated for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species is called Homo sapiens (Hsa), the name designated to human beings.
Under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genetics, DNA lineage diversifications, variations, and evolution that human species has been endowed during the long history of evolution from the remote past are studied. It is the largest field of all subdisciplines in the anthropology. Genetics and DNA are two subjects that have received the most attentions today.
The AMH left the birthplace and ventured into the Eurasian continent or the Old World about 80-60,000 years ago. They reached most inhabitable environment in both Africa and Eurasia by around 40,000 years ago.
Some stone tools excavated in the Ilin (aka. Pasheng) Caves at the southeastern Formosan coast are radio-carbon-dated to over 35,000 years old as reported by Professor Lin Chao-chi (林朝棨) in 1965. That would indicate the time of peopling the Island by ancestors to coincide with the AMH reaching most fable habitats available in both continents.
We must also be reminded of that Formosa was intermittently connected to, and could be a part of Eurasia by land bridges before the last Glacial Peak that ended some 11-13,000 years ago. The AMH could journey along the shorelines of Indochina Peninsula coast of southern Eurasia up north into the area that becomes an insular island since the end of the last Glacial Peak. Presently, we call that island, Formosa.
Indonesia is also intermittently connected by the land-bridge to forming a large merged land called Sundaland. It was a southeastern extension of Eurasia in ancient geological history. It is also the southeast extreme of Eurasia in the Pacific Ocean. We can easily understand that journeys on foot along the shorelines may reach from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to both Indonesia east- and south-wards, and to Formosa northward. Indochina Peninsula is inhabited by Cambodians, Laotians, and Thais who speak the Tai-ka-dai languages. Both Proto-AN languages and the ancestral Proto-Tai-ka-dai have the common linguistic ancestors called Proto-Austro-Tai.
Languages and Racial Displacement
Formosans have never been replaced by foreign settlers. Historians tend to sway public opinions into believing otherwise. A great deal more of information becomes available only recently. Researchers are advised to consult with those new evidence before writing a new book on Formosan history. The foreign origin of Formosan people and history are forged largely for the purpose of malignant political contemplation.
Among the recently unearthed archaic relics such as by Lin CC mentioned above, there is a 4-volume book called “The Formosan Encounters” edited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Professor Leonard Blusse and associates in The Netherlands. They have been engaging in the monumental task of extracting cultural activities of Formosan society witnessed on site together with concurring affairs of the Dutch coloni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occupation from 1623 to 1662 for the entire 39 years. The book are based on the vast records of VOC (Vereenigl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1602-1811, which contains over 3,000 entries on Formosa affairs from 1623-1662) archived in the Nationaal Archief, Den Haag. The first two volumes of the book were published in 1999, and the third, in 2006, all from Taipah (Taipei), Formosa. Although the final volume encompassing years from 1655 to 1662 has not been published, the first three volumes contain witnessed accounts on Formosan indigenes in great detail and most may be unknown to historians.
These documents would suffice advising historians to look hard into the witnessed accounts on early society of the island before they attempt to write another book on the Formosan history. To begin with, society and culture witnessed by the Dutch since 1623 differ entirely from what Formosa has been portrayed hitherto. Most books belong to the categories of collections of fairy tales or conjectured episodes.
Formosans were still in the Mid to Upper Neolithic periods in the middle of hunter-gatherers instead of agricultural subsistence. It certainly contradicts expected conditions if China farmers were to immigrate and replace the indigenous Formosans entirely since 15-13,000 years or even the re-phrased 8,000 years ago. Chinese fishermen working in Taiwan waters settled en masse 400+ years ago or poor, starving Chinese in Fukien and Canton areas sneaked into island en masse and replaced the entire plains AN Formosans known as PeN Pous (plains people) as well as the island being the farmland explored anew by Chinese farmers since some 400+ years ago were unfounded fictions since Chinese farmers at large lacked viable shipwright technology in those early years even 400+ years ago. How can they cross the perilous and unpredictable marine conditions to reach island that is 120 miles away from the nearest continent places to the island not to mention those places are rarely inhabited or even not developed at all. Do they know what hazardous land and terrifying places they landed on? All in all, these pre-historic fictions should never be allowed to incorporate into the Formosan history. Above all, Chinese were rarely seen even in the plains when Dutch landed on the island in 1623 until years later before Dutch hired Chinese for seasonal hard laborers. (Part a. 8/2/2008)
Introduction
About 30 to 40,000 years ago,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AMH) peopled the Island we call Formosa and the people, Formosans, today. Sometimes less than 10,000 years ago, they developed, nurtured, expanded, and founded the Austronesian (AN) Language Family spoken by most insular islands in both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s. The language family started to disperse into the vast domain after one of the initial ten Proto-AN languages left Formosa 6,000 to 5,500 years ago and reached the Philippines and further south to Borneo, Malaysia, Sumatra, and rested temporarily at eastern peripheries of Indonesia around 4,000 years ago. Next round of linguistic expansions did not resume until some 3,000 years ago. During that 1000+ years’ break, AN speakers invented stable double-rigged canoes that enabled them to carry live stocks, plants, foods, and passengers for long distant voyages, and ventured into new uninhabited insular islands. This round of the language transmission had completed by AD 1,200 when most islands in both Oceans were occupied by the AN speakers.
I will describe prehistoric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preading and the early recent Formosan history, since most islanders in general are unaware of that glorious past and their own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land belongs to Formosans
Formosan ancestors indeed peopled the island first. They have left splendid legacies and unique culture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large amounts of treasures waiting to be further explored. Paleolithic stone relics and archaic sites thus far excavated yielded tens of thousands to thousands year-old relics. They reveal Formosa bears rich reservoir of archaic remains and the Formosans, having been lived on the same island, too.
The AN language history indicates that Formosan ancestor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culture since 6-5 millennia ago. Tragically, this and some historic relics are deliberately and dogmatically assigned to subsets of China culture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however, have disclosed an entirely different picture; Formosa has a unique and independent set of history that belongs only to Formosans.
Anthropology and Ancient Formosan History
Anthropology deals with all aspects of humans and human evolution. Unlike a rather shallow aspect used to deal with, it encompasses physical (biological), linguistic, cultural, history, archaeology, paleontology, geography, geology, and behavioral, subdisciplines and others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eliberated for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species is called Homo sapiens (Hsa), the name designated to human beings.
Under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genetics, DNA lineage diversifications, variations, and evolution that human species has been endowed during the long history of evolution from the remote past are studied. It is the largest field of all subdisciplines in the anthropology. Genetics and DNA are two subjects that have received the most attentions today.
The AMH left the birthplace and ventured into the Eurasian continent or the Old World about 80-60,000 years ago. They reached most inhabitable environment in both Africa and Eurasia by around 40,000 years ago.
Some stone tools excavated in the Ilin (aka. Pasheng) Caves at the southeastern Formosan coast are radio-carbon-dated to over 35,000 years old as reported by Professor Lin Chao-chi (林朝棨) in 1965. That would indicate the time of peopling the Island by ancestors to coincide with the AMH reaching most fable habitats available in both continents.
We must also be reminded of that Formosa was intermittently connected to, and could be a part of Eurasia by land bridges before the last Glacial Peak that ended some 11-13,000 years ago. The AMH could journey along the shorelines of Indochina Peninsula coast of southern Eurasia up north into the area that becomes an insular island since the end of the last Glacial Peak. Presently, we call that island, Formosa.
Indonesia is also intermittently connected by the land-bridge to forming a large merged land called Sundaland. It was a southeastern extension of Eurasia in ancient geological history. It is also the southeast extreme of Eurasia in the Pacific Ocean. We can easily understand that journeys on foot along the shorelines may reach from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to both Indonesia east- and south-wards, and to Formosa northward. Indochina Peninsula is inhabited by Cambodians, Laotians, and Thais who speak the Tai-ka-dai languages. Both Proto-AN languages and the ancestral Proto-Tai-ka-dai have the common linguistic ancestors called Proto-Austro-Tai.
Languages and Racial Displacement
Formosans have never been replaced by foreign settlers. Historians tend to sway public opinions into believing otherwise. A great deal more of information becomes available only recently. Researchers are advised to consult with those new evidence before writing a new book on Formosan history. The foreign origin of Formosan people and history are forged largely for the purpose of malignant political contemplation.
Among the recently unearthed archaic relics such as by Lin CC mentioned above, there is a 4-volume book called “The Formosan Encounters” edited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Professor Leonard Blusse and associates in The Netherlands. They have been engaging in the monumental task of extracting cultural activities of Formosan society witnessed on site together with concurring affairs of the Dutch coloni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occupation from 1623 to 1662 for the entire 39 years. The book are based on the vast records of VOC (Vereenigl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1602-1811, which contains over 3,000 entries on Formosa affairs from 1623-1662) archived in the Nationaal Archief, Den Haag. The first two volumes of the book were published in 1999, and the third, in 2006, all from Taipah (Taipei), Formosa. Although the final volume encompassing years from 1655 to 1662 has not been published, the first three volumes contain witnessed accounts on Formosan indigenes in great detail and most may be unknown to historians.
These documents would suffice advising historians to look hard into the witnessed accounts on early society of the island before they attempt to write another book on the Formosan history. To begin with, society and culture witnessed by the Dutch since 1623 differ entirely from what Formosa has been portrayed hitherto. Most books belong to the categories of collections of fairy tales or conjectured episodes.
Formosans were still in the Mid to Upper Neolithic periods in the middle of hunter-gatherers instead of agricultural subsistence. It certainly contradicts expected conditions if China farmers were to immigrate and replace the indigenous Formosans entirely since 15-13,000 years or even the re-phrased 8,000 years ago. Chinese fishermen working in Taiwan waters settled en masse 400+ years ago or poor, starving Chinese in Fukien and Canton areas sneaked into island en masse and replaced the entire plains AN Formosans known as PeN Pous (plains people) as well as the island being the farmland explored anew by Chinese farmers since some 400+ years ago were unfounded fictions since Chinese farmers at large lacked viable shipwright technology in those early years even 400+ years ago. How can they cross the perilous and unpredictable marine conditions to reach island that is 120 miles away from the nearest continent places to the island not to mention those places are rarely inhabited or even not developed at all. Do they know what hazardous land and terrifying places they landed on? All in all, these pre-historic fictions should never be allowed to incorporate into the Formosan history. Above all, Chinese were rarely seen even in the plains when Dutch landed on the island in 1623 until years later before Dutch hired Chinese for seasonal hard laborers. (Part a. 8/2/2008)
Lim Tiao-khe (林朝棨) and Formosan Prehistory
T. R. Cheng
Lim Tiao-khe (林朝棨), a professor of Geolog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since late 1940s is not a household name. However, his unprecedented discovery of 10,000 to 40,000 year-old stone tools from the “Pah-Shen-Tong (八仙洞, 8-Hermit Caves)” in southeast Formosa laid the foundation of Formosan archaeological prehistory. Here, Formosan History is defined from the time that empirically, if not systematically, written records on the inhabitants in a geographic inclusion begin. Proceeding to the time into remote ancient belongs to the Prehistory. Lim also discovered “13-hang” archaic site (十三行遺址, 13-Gatherings‘?’). Unfortunately, it became the garbage dumping ground and destroyed by Chiang Kai-shek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Lim’s laboratory at NTU was also ransacked and torched. However, the archaic site has stood firm against evil forces and preserved for Formosan descendants to explore further.
In order to appreciate Lim’s monumental contributions better, I have divided Formosan past into three major historical periods prior to 1662. They are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s follows: A) Pah-Shen-Tong--Peopling of Formosa; B) Austronesian (AN) Languages-- Language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dispersion; and C) The Formosan Encounter--Beginning of Formosan History.
Prologue to Formosan Past
Peopling of Formosa could date back to nearly 40,000 years ago (YA) but was not later than the last Glaciation Peak that ended 12,000 YA. Thereafter, Formosa becomes an island in the open ocean separated from a nearest, a desolate locale along the eastern Eurasian coast by some 100 miles. Pescadores (Pen-fu) are about two-thirds away to Formosa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were below the sea level until 5,000YA. The 100 miles is too far a voyage for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AMH) in the Pal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H/G) stage and in the early Neolithic farmer subsistence as well, to overcome without adequate seafaring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uch marine technology was absent 5,000YA, and most likely even until two millennia ago, in China.
On a fateful bright sunny day in 1517, a Portuguese merchant ship in a trading mission to Japan, was sailing northward between Formosa and Pescadores of the Formosa Strait when sailors on board noted in the eastern horizon an Island emanating vibrant green hue and shouted out “Ilha Formosa!” Formosans fondly called that part of channel of Formosa Strait, “O-tsui-kau (Black Water Stream),” as it long-served as the natural impediment to ward off foreign subjects ease dropping the pristine island. It is also the only branch of the magnificent circum Pacific Kuroshio Current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Later, Portuguese placed this Island called Formosa on the world map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uman culture history. Being at a remote geographic location in the open ocean, Formosans continued to enjoy the pristine status exclusively for the Islanders for another 100+ years. They lost the tranquility when the Dutch landed on the Island in 1623 at first and then occupied formerly at the dawn of 1624 until 1662 for a total of 39 years.
The Written Testimony to Begin Formosan History
When landed Formosa in 1623, the Dutch discovered that Island inhabitants spoke languages similar to aborigines in Batavia, Indonesia where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Asia was located. As we know today, the languages belong in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ALF), which came initially from Formosa. The ALF has the closest common ancestry to the Tai-Ka-Dai Family spoken in Thailand, Laos, and Cambodia in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but relate only distantly to the Sino-Tibetan Family spoken by Chinese. Historians generally fail to recognize correctly the Formosan history before Koxinga’s colonization of the Island in 1662. Furthermore, by the time Koxinga arrived, Formosa had already entered the fully-fledged Neolithic farmers’ subsistence from the Pal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living style. Therefore, the first stage of culture transformation was accomplished during the Dutch but not under Ch’in Dynasty or by Chinese Huns. Note also, an extensive population growth generally results by entering into farmers’ stage. It counters China stories contending to forge such growth from immigration en masse by new Chinese settlers. Moreover, they comprised only the male gender of hard laborers who were known locally as “Ro-hun-khas” or “wandering vagabonds.”
That the future Austronesian (AN) speakers peopled Formosa by 12,000YA to probably as early as 40,000YA is attested by discoveries of archaic stone tools of the “Changbin culture” that Lim excavated from Taitung in southeast Formosa. As mentioned above, Formosa was inhabited by the AN speakers exclusively until the end of Dutch period in 1662. Thereafter, the AN speakers gradually diminished during the China colonization in the following 233 years until 1895. Today those claiming the AN identity numbered around a million. Some Austronesian Formosans (AFs) continue and prefer to living in higher elevations. However, the AFs will certainly increase since more Taiwanese begin to realize their true ancestral identity in AN speakers of Formosa.
“The Formosan Encounter”
The monumental historical book, “The Formosan Encounter,” assembled and edited by Leonard Blusse and his Dutch associates was published from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in 1999. As clearly noted, the Dutch dealt matters, large or small, strictly with the AFs in AN languages throughout the period, but not in Chinese Holo/Hakka as pro-China centrists tried hard to implicate. Regardless of which languages speak today, Formosans peopled and owned the Island first and spoke the AN languages exclusively before 1662. They experienced multiple foreign occupations and changed languages in accordance with each occupier: Formosans spoke AN languages initially; did Holo/Hakka of China dialects by 1895; were fluent in Japanese by 1945; and are using Chinese Mandarin, today. Obviously, the language alone is a poor indicator of the ethnic and racial origin and the identity of indigenes in the geographically isolated area.
Lim and Formosan Geology
Lim was already a geology professor when I first learned his name as a student at NTU in the mid-1950s. At that time, I spent more time in the main library reading Japanese literatures than studying the requirement courses. One day I came across a booklet by Lim came out from then the major Japanese publishing company, Iwanami (Rock-wave) Bunko (Literature Series). I said to myself, “Wow! He must be a big-shot to be able to publish a book by that company.” I do not remember the exact title of the book but it is certainly on Formosan Geology. After reading the book, I was utterly thrilled to learn that Formosa has a slice of the Philippines tectonic plate that runs from Taitung in east to Hentsung in south. It makes sense since Kungting Park in the area is famous for the unique fauna (animal kinds) and flora (plant kinds) from the rest of the Island. As a biology student interested in evolution, I know the biomass and geography go hand in hand.
The geologic evidence contradicts what I learned in the high school geology. Teachers had to echo China dogma telling students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territory since the entire island is within the Continental Shelf.” Here, the tectonic plate is a part of the “Eurasia Continental Shelf” but “Eurasia” is conveniently excluded to implicate China. Chinese call China Mainland simply “Continent or Mainland (Ta-ru)” by omitting “China.” Therefore, “Continent” means China Continent and “Eurasian Continental Shelf,” Continental Shelf implicating “China Continental Shelf.” By undermining the presence of the Philippines tectonic plate, Formosa becomes totally engulfed inside the “Continental shelf” and, therefore, as the de facto portion of China Mainland. Lim joined by all geology professionals of the world described otherwise, that is, the geology tells Formosa bears a portion of land coming from the Philippines tectonic plate!
Some may remember another geology story on Taiwan that Chinese love to tell. They contend the Island is moving toward, and eventually will fuse to “(China) Continent.” The Philippines plate indeed pushes Formosa toward the Continent at a rate of 2-3 cm per year. Formosa is a hundred miles away from the nearest China shoreline. Allowing the nature takes her course to the wishful direction at the rate, Formosa will reach the nearest shoreline in about 60 million years. What unaccounted for, however, is the counter force exerting at Formosan northeast where the Island meets the Ryukyu tectonic plate. The latter pulls the Island away from the continent at a rate of about four cm per year. The net result from a simple-minded calculation is obvious; Formosa is moving away more from, than closing in to, China, albeit very slowly!
Peopling of Formosa
In late 1960s, Lim excavated “8-shen (Bashian) Caves” from Taitung shoreline in the southeast Formosa. The “8-shen” means “Eight Hermits” but the place should also be remembered as “Ilin Caves” to honor the associated legend of a beautiful maiden, Ilin, killed at the site. Archaic finds from the cave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because they denote clearly that the Formosan ancestors were in Formosa at latest 12,000YA to as early as 40,000YA. Recently, Tajima, based on the study of two mitochondria DNA sequences reported that Formosa was peopled by 26,000 to 12,000YA. Possibly also the peopling into the Island could have happened in multiple waves.
After leaving Africa 60,000-50,000 YA, the AMH, reached most habitable environment of the Old World by 40,000YA. Formosa was connected intermittently to the Eurasian Continent by land bridges until the last Glaciation Peak ended 12,000 YA. Then, Formosa became the sea-locked Island isolated hundreds of miles from Eurasian Continent. The H/Gs could have peopled the Island via land bridges at any time between 40,000 and 10,000 YA. Thereafter, no outsiders settled into the Island in the open ocean until 1623 when the Dutch landed and subsequently occupied Formosa. Between 40,000 YA and the last Glaciation Peak, multiple entries into the Island were feasible. However, linguistically, it favors the single entry or multiple entries with peoples sharing the same genetic ancestry for the reason explained below.
Landmass Changes, Land Bridges, and Human Journey
Based on the oldest archaic relicts found in southeast Formosa, the earliest founder ancestors probably had entered there at first. During the Glaciation Peaks, land bridges extended from Formosa to south along southeast off China, Vietnam, Thailand, Malaysia, Indonesia, Borneo, and the Philippines in eastern Eurasia. However, the Bashi Channel divides Formosa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voids the direct connection of the Philippines eastward to Eurasia Continent. In north, the land bridge extended from Formosan north through off Eurasia shoreline to Japan. Japan Sea was a land locked lake during the Glaciation Peaks. Formosan ancestors probably journeyed from somewhere in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coasting north along eastern shoreline off the Eurasia Continent.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hared common linguistic ancestry of the Proto-AN and the Proto-Tai-Ka-Dai Families in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Journey along shorelines, moreover, was of a preferred route by ancient people because of rich accessible food supplies and open fields to recognize quickly closing dangers. The peripatetic H/G probably journeyed further north to eventually enter and settle into the land that became Formosa today.
By contrast, peopling from Eurasia directly into northwest Formosa is less tenable since it meant to cross lands of various geography with little insured food supplies and geological impediments not to mention the hidden dangers from predators. There is no archaic finds of the comparable chronology to support the scenario, too. Interestingly, the last exhibition entitled “17th Century Formosa, Holland, and East Asia,” that toured from Formosa to Germany lacked 17th century China artifacts at all. Perhaps, credible Chinese archaic artifacts of any sorts in the period simply do not exist on Formosan land and, therefore, are not recovered from the Island to be included in the exhibition. Anecdotes bullying China’s culture contributions to Formosa around the 17th century are probably a ploy to mislead naïve Taiwanese into believing the Hun ancestry dogma.
Geologically, eastern side of Formosa descends steeply into the sea. The highest Kunlun of the 8-Shen Caves is some 130m above the sea level, about 200m from the shoreline, and ascends further west into the Coastal Mountains. Before linking further west into the Central Mountains is the valley where the railroad is built today to connect Hualien in the north to Taitung in the south. All caves are located in the close vicinity favoring the easy communal livings. They have ideal hunting surroundings in the ascending background deep into mountains and thick bushes, woods, and thickets that are teemed with wild boars and other game animals. The broad fishing ground that caves face has clear, open views in front and on both sides, and is close to caves for quick retreats and hidings from dangers. The gorge-like geography with little plains might have compelled ancestors to expand either westward into the Coastal and Central Mountains and further beyond or move north and northwest along shorelines exploring new habitats.
Conventional dispersion scheme favors that inhabitants of initial settlers in western plains were chased into higher ground or mountain depth by new settlers who, perhaps “waded” hundreds of miles of sea by crude and primitive boats available to these impoverished, Huns from Fukien and Canton provinces. According to “China Stories,” it started as early as Sun Chueng in the “Period of Disunion” who allegedly dispatched army in 230 AD to attack the East Barbarians claimed to be Taiwan today.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stories to brag the connection of Formosa to China before Chinese Koxinga finally took the Island in 1662. As to 39 years’ occupation of Formosa by the Dutch prior to Koxinga, it is mysteriously absent in vocabularies from China historians.
Insulted Formosans
Chinese Hun classified the indigenes into the “Cooked barbarians (熟番)” meaning tamed, well behaved, and easily coerced to follow Han customs and slavery. By contrast, the “Uncooked raw barbarians (生番)” meant all the reversely behaved aborigines of the cooked. The ‘Raw’ would fiercely fight against Hun elites who robbed their women, lands, and used every trick they could try to gain the personal wealth. Tactics to discredit and to replace the indigenes linguistically and culturally with China doctrines and falsified ethnic identity appeared successful. Today most Taiwanese believe in Hun ancestry anecdotes. As it becomes clearer now that Taiwanese with superb long careers and experience in Chinese controlled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or otherwise, are often denied their deserved treatments, consistently replaced or forced out from important and higher positions by less experienced, young Chinese purely based on the ethnicity. If Taiwanese cannot realize the true pictures they are facing, the future of Taiwanese to have their own land and identity will be compromised or perish entirely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By contrast,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o assume that the raw indigenes being chased out to accept new habitats in deep mountains. It is a fact of matter that indigenes had settled in mountains soon after peopled Formosa. Some preferred staying at a higher ground in peace and avoiding malaria epidemic since the lower temperatures at higher elevation impede mosquito growth and thus, can escape from the fatal parasitic disease of yesteryears. We must also note that Japanese eradicated the malaria from the island after they colonized Formosa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in 1895. The disease was already noted during the Dutch colonial days. Chinese, however, did nothing to deal with the malaria and other communal diseases during the first 233 years’ occupation of Formosa!
Austronesian Languages
Formosans also developed the AN Language Family in the Island while in isolation. One proto-AN language among 10 others left Formosa 6,000 to 5,000 YA and diversified and dispersed to encompass eventually from Madagascar in the west edge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Easter Island in the east, Hawaii in the north, and New Zealand in the south in the vast Pacific Ocean. During the first stay of the language in Malaysia and Indonesia for some 2,000 years, the language had diversified extensively to form the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 Subfamily, the main language branch to disperse eventually into the vast areas mentioned above. This language dispersion was accomplished even before the dawn of a millennium ago. They diversified extensively to about 1,200 languages, which was the largest family at the time. Jared Diamond lauded the Formosan achievement as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as he reported in February 17, 2000 issue of “Nature.” Formosans should feel thrilled and be proud in that part of the glorious past history.
Tribal Dispersion in the Island
The linguistic distribution of proto-AN vs AN languages and chron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exhibit the same mode of tribal dispersion radiating from the presumed southeast origin: south to north and west to east. As noted also in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atives in plains often escaped into a higher ground and deep mountain for months or even years to elude Dutch authorities. The plain and mountain indigenes appear to coexist peacefully without serious territorial squabbles. Escaping into mountains could be as simple as going back to old homes from where they came from to begin with. They seemed to feel solace instead of hostility and little threat to the surrounding inhabitants. Often these escapees would return to the plains as though nothing had happened. Their return into the villages again, from where they temporarily deserted occurred as though following a routine. Plains aborigines became used to the newly introduced culture and customs and transformed their status from the Formosan aborigines to the PiN Pou after the long-stay in plains and in culture changes but maintaining their aborigine Formosan identity. Some finally became overnight Chinese or Hun Taiwanese as they began to speak China dialects by giving up their mother AN languages.
Genetics and DNA evidence are accumulating that contradict Formosans being ethnically related directly to Hun Chinese. Rather, the former is closely related both genetically and linguistically to ancient southeast peoples in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but neither to the southern nor to the northern Hun Chinese.
Conclusion
Formosans peopled the island in the remote past and spoke the AN languages they developed, nurtured, and augmented in the Island. Whereas some 26 AN languages were suspected to have remained in the Island over a century ago, that number shrinks to 14 or even less today according to Robert Blust. The dwindling numbers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lbeit a common trend in the world, are sad especially because the associated legends told in those languages unique to the speakers will be lost forever. While Formosans kept the pristine Island intact in the ensuing time from distant past until the Dutch landed and colonized in 1623, the first colonizer, nevertheless, contributed 39 years of solid and detailed documents to describing the true Formosan past. “Changbin” means “Long Beach.” Perhaps, under the long pristine beach the treasure of past Formosa History remains hidden. We are to explore further the treasure coast that Professor Lim Tiao-khe first excavated and reported nearly half a century ago. (0607)
Lim Tiao-khe (林朝棨), a professor of Geolog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since late 1940s is not a household name. However, his unprecedented discovery of 10,000 to 40,000 year-old stone tools from the “Pah-Shen-Tong (八仙洞, 8-Hermit Caves)” in southeast Formosa laid the foundation of Formosan archaeological prehistory. Here, Formosan History is defined from the time that empirically, if not systematically, written records on the inhabitants in a geographic inclusion begin. Proceeding to the time into remote ancient belongs to the Prehistory. Lim also discovered “13-hang” archaic site (十三行遺址, 13-Gatherings‘?’). Unfortunately, it became the garbage dumping ground and destroyed by Chiang Kai-shek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Lim’s laboratory at NTU was also ransacked and torched. However, the archaic site has stood firm against evil forces and preserved for Formosan descendants to explore further.
In order to appreciate Lim’s monumental contributions better, I have divided Formosan past into three major historical periods prior to 1662. They are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s follows: A) Pah-Shen-Tong--Peopling of Formosa; B) Austronesian (AN) Languages-- Language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dispersion; and C) The Formosan Encounter--Beginning of Formosan History.
Prologue to Formosan Past
Peopling of Formosa could date back to nearly 40,000 years ago (YA) but was not later than the last Glaciation Peak that ended 12,000 YA. Thereafter, Formosa becomes an island in the open ocean separated from a nearest, a desolate locale along the eastern Eurasian coast by some 100 miles. Pescadores (Pen-fu) are about two-thirds away to Formosa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were below the sea level until 5,000YA. The 100 miles is too far a voyage for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AMH) in the Pal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H/G) stage and in the early Neolithic farmer subsistence as well, to overcome without adequate seafaring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uch marine technology was absent 5,000YA, and most likely even until two millennia ago, in China.
On a fateful bright sunny day in 1517, a Portuguese merchant ship in a trading mission to Japan, was sailing northward between Formosa and Pescadores of the Formosa Strait when sailors on board noted in the eastern horizon an Island emanating vibrant green hue and shouted out “Ilha Formosa!” Formosans fondly called that part of channel of Formosa Strait, “O-tsui-kau (Black Water Stream),” as it long-served as the natural impediment to ward off foreign subjects ease dropping the pristine island. It is also the only branch of the magnificent circum Pacific Kuroshio Current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Later, Portuguese placed this Island called Formosa on the world map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uman culture history. Being at a remote geographic location in the open ocean, Formosans continued to enjoy the pristine status exclusively for the Islanders for another 100+ years. They lost the tranquility when the Dutch landed on the Island in 1623 at first and then occupied formerly at the dawn of 1624 until 1662 for a total of 39 years.
The Written Testimony to Begin Formosan History
When landed Formosa in 1623, the Dutch discovered that Island inhabitants spoke languages similar to aborigines in Batavia, Indonesia where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Asia was located. As we know today, the languages belong in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ALF), which came initially from Formosa. The ALF has the closest common ancestry to the Tai-Ka-Dai Family spoken in Thailand, Laos, and Cambodia in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but relate only distantly to the Sino-Tibetan Family spoken by Chinese. Historians generally fail to recognize correctly the Formosan history before Koxinga’s colonization of the Island in 1662. Furthermore, by the time Koxinga arrived, Formosa had already entered the fully-fledged Neolithic farmers’ subsistence from the Pal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living style. Therefore, the first stage of culture transformation was accomplished during the Dutch but not under Ch’in Dynasty or by Chinese Huns. Note also, an extensive population growth generally results by entering into farmers’ stage. It counters China stories contending to forge such growth from immigration en masse by new Chinese settlers. Moreover, they comprised only the male gender of hard laborers who were known locally as “Ro-hun-khas” or “wandering vagabonds.”
That the future Austronesian (AN) speakers peopled Formosa by 12,000YA to probably as early as 40,000YA is attested by discoveries of archaic stone tools of the “Changbin culture” that Lim excavated from Taitung in southeast Formosa. As mentioned above, Formosa was inhabited by the AN speakers exclusively until the end of Dutch period in 1662. Thereafter, the AN speakers gradually diminished during the China colonization in the following 233 years until 1895. Today those claiming the AN identity numbered around a million. Some Austronesian Formosans (AFs) continue and prefer to living in higher elevations. However, the AFs will certainly increase since more Taiwanese begin to realize their true ancestral identity in AN speakers of Formosa.
“The Formosan Encounter”
The monumental historical book, “The Formosan Encounter,” assembled and edited by Leonard Blusse and his Dutch associates was published from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in 1999. As clearly noted, the Dutch dealt matters, large or small, strictly with the AFs in AN languages throughout the period, but not in Chinese Holo/Hakka as pro-China centrists tried hard to implicate. Regardless of which languages speak today, Formosans peopled and owned the Island first and spoke the AN languages exclusively before 1662. They experienced multiple foreign occupations and changed languages in accordance with each occupier: Formosans spoke AN languages initially; did Holo/Hakka of China dialects by 1895; were fluent in Japanese by 1945; and are using Chinese Mandarin, today. Obviously, the language alone is a poor indicator of the ethnic and racial origin and the identity of indigenes in the geographically isolated area.
Lim and Formosan Geology
Lim was already a geology professor when I first learned his name as a student at NTU in the mid-1950s. At that time, I spent more time in the main library reading Japanese literatures than studying the requirement courses. One day I came across a booklet by Lim came out from then the major Japanese publishing company, Iwanami (Rock-wave) Bunko (Literature Series). I said to myself, “Wow! He must be a big-shot to be able to publish a book by that company.” I do not remember the exact title of the book but it is certainly on Formosan Geology. After reading the book, I was utterly thrilled to learn that Formosa has a slice of the Philippines tectonic plate that runs from Taitung in east to Hentsung in south. It makes sense since Kungting Park in the area is famous for the unique fauna (animal kinds) and flora (plant kinds) from the rest of the Island. As a biology student interested in evolution, I know the biomass and geography go hand in hand.
The geologic evidence contradicts what I learned in the high school geology. Teachers had to echo China dogma telling students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territory since the entire island is within the Continental Shelf.” Here, the tectonic plate is a part of the “Eurasia Continental Shelf” but “Eurasia” is conveniently excluded to implicate China. Chinese call China Mainland simply “Continent or Mainland (Ta-ru)” by omitting “China.” Therefore, “Continent” means China Continent and “Eurasian Continental Shelf,” Continental Shelf implicating “China Continental Shelf.” By undermining the presence of the Philippines tectonic plate, Formosa becomes totally engulfed inside the “Continental shelf” and, therefore, as the de facto portion of China Mainland. Lim joined by all geology professionals of the world described otherwise, that is, the geology tells Formosa bears a portion of land coming from the Philippines tectonic plate!
Some may remember another geology story on Taiwan that Chinese love to tell. They contend the Island is moving toward, and eventually will fuse to “(China) Continent.” The Philippines plate indeed pushes Formosa toward the Continent at a rate of 2-3 cm per year. Formosa is a hundred miles away from the nearest China shoreline. Allowing the nature takes her course to the wishful direction at the rate, Formosa will reach the nearest shoreline in about 60 million years. What unaccounted for, however, is the counter force exerting at Formosan northeast where the Island meets the Ryukyu tectonic plate. The latter pulls the Island away from the continent at a rate of about four cm per year. The net result from a simple-minded calculation is obvious; Formosa is moving away more from, than closing in to, China, albeit very slowly!
Peopling of Formosa
In late 1960s, Lim excavated “8-shen (Bashian) Caves” from Taitung shoreline in the southeast Formosa. The “8-shen” means “Eight Hermits” but the place should also be remembered as “Ilin Caves” to honor the associated legend of a beautiful maiden, Ilin, killed at the site. Archaic finds from the cave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because they denote clearly that the Formosan ancestors were in Formosa at latest 12,000YA to as early as 40,000YA. Recently, Tajima, based on the study of two mitochondria DNA sequences reported that Formosa was peopled by 26,000 to 12,000YA. Possibly also the peopling into the Island could have happened in multiple waves.
After leaving Africa 60,000-50,000 YA, the AMH, reached most habitable environment of the Old World by 40,000YA. Formosa was connected intermittently to the Eurasian Continent by land bridges until the last Glaciation Peak ended 12,000 YA. Then, Formosa became the sea-locked Island isolated hundreds of miles from Eurasian Continent. The H/Gs could have peopled the Island via land bridges at any time between 40,000 and 10,000 YA. Thereafter, no outsiders settled into the Island in the open ocean until 1623 when the Dutch landed and subsequently occupied Formosa. Between 40,000 YA and the last Glaciation Peak, multiple entries into the Island were feasible. However, linguistically, it favors the single entry or multiple entries with peoples sharing the same genetic ancestry for the reason explained below.
Landmass Changes, Land Bridges, and Human Journey
Based on the oldest archaic relicts found in southeast Formosa, the earliest founder ancestors probably had entered there at first. During the Glaciation Peaks, land bridges extended from Formosa to south along southeast off China, Vietnam, Thailand, Malaysia, Indonesia, Borneo, and the Philippines in eastern Eurasia. However, the Bashi Channel divides Formosa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voids the direct connection of the Philippines eastward to Eurasia Continent. In north, the land bridge extended from Formosan north through off Eurasia shoreline to Japan. Japan Sea was a land locked lake during the Glaciation Peaks. Formosan ancestors probably journeyed from somewhere in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coasting north along eastern shoreline off the Eurasia Continent.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hared common linguistic ancestry of the Proto-AN and the Proto-Tai-Ka-Dai Families in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Journey along shorelines, moreover, was of a preferred route by ancient people because of rich accessible food supplies and open fields to recognize quickly closing dangers. The peripatetic H/G probably journeyed further north to eventually enter and settle into the land that became Formosa today.
By contrast, peopling from Eurasia directly into northwest Formosa is less tenable since it meant to cross lands of various geography with little insured food supplies and geological impediments not to mention the hidden dangers from predators. There is no archaic finds of the comparable chronology to support the scenario, too. Interestingly, the last exhibition entitled “17th Century Formosa, Holland, and East Asia,” that toured from Formosa to Germany lacked 17th century China artifacts at all. Perhaps, credible Chinese archaic artifacts of any sorts in the period simply do not exist on Formosan land and, therefore, are not recovered from the Island to be included in the exhibition. Anecdotes bullying China’s culture contributions to Formosa around the 17th century are probably a ploy to mislead naïve Taiwanese into believing the Hun ancestry dogma.
Geologically, eastern side of Formosa descends steeply into the sea. The highest Kunlun of the 8-Shen Caves is some 130m above the sea level, about 200m from the shoreline, and ascends further west into the Coastal Mountains. Before linking further west into the Central Mountains is the valley where the railroad is built today to connect Hualien in the north to Taitung in the south. All caves are located in the close vicinity favoring the easy communal livings. They have ideal hunting surroundings in the ascending background deep into mountains and thick bushes, woods, and thickets that are teemed with wild boars and other game animals. The broad fishing ground that caves face has clear, open views in front and on both sides, and is close to caves for quick retreats and hidings from dangers. The gorge-like geography with little plains might have compelled ancestors to expand either westward into the Coastal and Central Mountains and further beyond or move north and northwest along shorelines exploring new habitats.
Conventional dispersion scheme favors that inhabitants of initial settlers in western plains were chased into higher ground or mountain depth by new settlers who, perhaps “waded” hundreds of miles of sea by crude and primitive boats available to these impoverished, Huns from Fukien and Canton provinces. According to “China Stories,” it started as early as Sun Chueng in the “Period of Disunion” who allegedly dispatched army in 230 AD to attack the East Barbarians claimed to be Taiwan today.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stories to brag the connection of Formosa to China before Chinese Koxinga finally took the Island in 1662. As to 39 years’ occupation of Formosa by the Dutch prior to Koxinga, it is mysteriously absent in vocabularies from China historians.
Insulted Formosans
Chinese Hun classified the indigenes into the “Cooked barbarians (熟番)” meaning tamed, well behaved, and easily coerced to follow Han customs and slavery. By contrast, the “Uncooked raw barbarians (生番)” meant all the reversely behaved aborigines of the cooked. The ‘Raw’ would fiercely fight against Hun elites who robbed their women, lands, and used every trick they could try to gain the personal wealth. Tactics to discredit and to replace the indigenes linguistically and culturally with China doctrines and falsified ethnic identity appeared successful. Today most Taiwanese believe in Hun ancestry anecdotes. As it becomes clearer now that Taiwanese with superb long careers and experience in Chinese controlled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or otherwise, are often denied their deserved treatments, consistently replaced or forced out from important and higher positions by less experienced, young Chinese purely based on the ethnicity. If Taiwanese cannot realize the true pictures they are facing, the future of Taiwanese to have their own land and identity will be compromised or perish entirely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By contrast,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o assume that the raw indigenes being chased out to accept new habitats in deep mountains. It is a fact of matter that indigenes had settled in mountains soon after peopled Formosa. Some preferred staying at a higher ground in peace and avoiding malaria epidemic since the lower temperatures at higher elevation impede mosquito growth and thus, can escape from the fatal parasitic disease of yesteryears. We must also note that Japanese eradicated the malaria from the island after they colonized Formosa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in 1895. The disease was already noted during the Dutch colonial days. Chinese, however, did nothing to deal with the malaria and other communal diseases during the first 233 years’ occupation of Formosa!
Austronesian Languages
Formosans also developed the AN Language Family in the Island while in isolation. One proto-AN language among 10 others left Formosa 6,000 to 5,000 YA and diversified and dispersed to encompass eventually from Madagascar in the west edge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Easter Island in the east, Hawaii in the north, and New Zealand in the south in the vast Pacific Ocean. During the first stay of the language in Malaysia and Indonesia for some 2,000 years, the language had diversified extensively to form the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 Subfamily, the main language branch to disperse eventually into the vast areas mentioned above. This language dispersion was accomplished even before the dawn of a millennium ago. They diversified extensively to about 1,200 languages, which was the largest family at the time. Jared Diamond lauded the Formosan achievement as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as he reported in February 17, 2000 issue of “Nature.” Formosans should feel thrilled and be proud in that part of the glorious past history.
Tribal Dispersion in the Island
The linguistic distribution of proto-AN vs AN languages and chron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exhibit the same mode of tribal dispersion radiating from the presumed southeast origin: south to north and west to east. As noted also in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atives in plains often escaped into a higher ground and deep mountain for months or even years to elude Dutch authorities. The plain and mountain indigenes appear to coexist peacefully without serious territorial squabbles. Escaping into mountains could be as simple as going back to old homes from where they came from to begin with. They seemed to feel solace instead of hostility and little threat to the surrounding inhabitants. Often these escapees would return to the plains as though nothing had happened. Their return into the villages again, from where they temporarily deserted occurred as though following a routine. Plains aborigines became used to the newly introduced culture and customs and transformed their status from the Formosan aborigines to the PiN Pou after the long-stay in plains and in culture changes but maintaining their aborigine Formosan identity. Some finally became overnight Chinese or Hun Taiwanese as they began to speak China dialects by giving up their mother AN languages.
Genetics and DNA evidence are accumulating that contradict Formosans being ethnically related directly to Hun Chinese. Rather, the former is closely related both genetically and linguistically to ancient southeast peoples in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but neither to the southern nor to the northern Hun Chinese.
Conclusion
Formosans peopled the island in the remote past and spoke the AN languages they developed, nurtured, and augmented in the Island. Whereas some 26 AN languages were suspected to have remained in the Island over a century ago, that number shrinks to 14 or even less today according to Robert Blust. The dwindling numbers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lbeit a common trend in the world, are sad especially because the associated legends told in those languages unique to the speakers will be lost forever. While Formosans kept the pristine Island intact in the ensuing time from distant past until the Dutch landed and colonized in 1623, the first colonizer, nevertheless, contributed 39 years of solid and detailed documents to describing the true Formosan past. “Changbin” means “Long Beach.” Perhaps, under the long pristine beach the treasure of past Formosa History remains hidden. We are to explore further the treasure coast that Professor Lim Tiao-khe first excavated and reported nearly half a century ago. (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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